六
現代中國新詩引人矚目的也是它的文化性追求。
現代中國詩歌具有比較寬大的詩學視野。從總體上講，各種形式的哲學觀念及語言學觀念都被納入了中國詩歌的藝術需要之中，既醉心於古今中外各種哲學觀念，又從未冷落過對語言形式的探討。從單個的詩人來說，固然不乏郭沫若這類“最厭惡形式的人”，在新時期詩壇上也可以找出一些純粹熱衷於“語言遊戲”的詩人，但在絕大多數的詩人、詩論家那裏，人生哲學的傳達與語言形式的鍛煉都是各有地位的。
此外，現代中國詩的發生發展和總體麵貌也與本世紀文化的交流關係密切，外來文化的彙入不僅帶來了像“五四”、新時期這樣新詩創作與闡釋的嶄新時代，就是在綿延至今、尚未衰竭的舊體詩創作及其詩論中，世界文化的影響也是昭然若揭的。對世界文化交彙所持的態度直接決定了現代中國詩歌的興盛與危機，於是，這才有了近代詩歌與現代詩歌的差別，有了當代詩歌在新時期前後的差別。這都與中國古典詩歌的“文化意義”有了本質的不同。
我們大體上可以這樣來描述現代中國詩歌的曆史形象：它努力應和著世界詩歌的發展潮流，比較廣泛地引入了西方詩歌的哲學意識與語言觀念，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衝擊之下也萌生了對“文化品格”的追求，所有這一切，都無疑深深地區別於“前文化”時代的中國古典詩歌。20世紀中國詩歌是走向“文化時代”的詩歌。但是，在另一方麵，我們也不得不看到，這些詩歌的哲學、語言精神還比較稚嫩，缺少突向未來的內驅力，而文化自省能力則更顯貧弱。
七
現代中國詩歌的哲學意識與語言意識顯然還沒有完全進入西方20世紀詩歌那種“更自覺”的層麵，也缺乏向前拓展的內在動力：它們仍然是對西方詩歌的哲學觀念、語言觀念的直接移植和介紹，而不是以中國現代哲學與現代語言學為支撐，一句話，它未能從自身的“文化”的基礎建設中獲得生生不息的能量。
現代中國詩歌尤其缺乏文化自省精神，缺乏理性探索中的曆史感。應當說，中國現當代詩人也曾有意識地追求過“文化品位”，本世紀震撼人心的幾次中西文化的討論都不可避免地在詩歌史上投下了自己的印跡，從周作人“象征”與“興”的融合到聞一多“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都是著眼於中西文化交彙的曆史事實。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現代派詩歌則是自覺的中西詩學融合的實踐。在新的時期，繼朦朧詩運動之後，以江河、楊煉、廖亦武等人為代表的“文化尋根”詩潮，更是對“文化”有一種虔誠的膜拜。這都是符合世界詩歌潮流的令人欣喜的現象。但是，幾乎所有的這些文化融會都不過是回溯本土文化的橋梁而已，真正吸引中國詩人的還是民族詩學精神本身。“回溯”也並不意味著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入開掘與梳理，它往往以重返母體文化的恬然自足而告終。
當無論是哲學意識、語言意識抑或萌芽中的文化意識都以感性認同為基礎，而缺乏現代文化所特有的理性審判力、辯證批判力時，詩學理論、詩學闡釋的建設自然就步履維艱了。同現代中國詩歌創作的繁榮相比，我們的詩學理論建設實在是相當貧弱的。
這樣的特征又終究可以歸結到民族傳統文化的潛在功能上，是“前文化”狀態的詩文化功能幹擾了20世紀“文化時代”的和平降臨。前文化時代的諸多特質繼續影響著中國現代文化的基本取向，而詩歌創作與詩學建設不過是這種影響的生動表現罷了。
我們應該深深地體諒這一苦況。
“文化時代”的來臨需要社會整體格局中文化濃度的增加，需要全民族詩歌審美意識的調整，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
（原載《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