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詩肯定會繼續自我追問。那麼，第三次的選擇又在哪裏呢？對此，西方詩哲眾說紛紜，似乎還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判斷。但我以為，這第三次選擇的端倪還是略略可見的。這就是“文化”：恢弘的文化視野與淳厚的文化意識，在世界文化交彙的壯麗景觀中鍛造新的詩魂。
我在一個特定的意義上使用“文化”這個並不新鮮的術語（我以為近年來人人爭說“文化”的時候不都對它的意義提出過新的認識，尤其是在把文化引入具體的文學現象之中的時候）。眾所周知，任何形式的文學現象都可以說是“文化”，是某種文化心理的顯示；哲學與語言先後入主詩的王國本身就是一種曆史文化現象。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非自覺的文化心理、文化現象畢竟與自覺追求下的文化視野大不相同；也隻有在世界文化彙融的新時代，“文化”的獨立價值才會為藝術家所逐漸認識並自覺地加以開掘，當詩自覺地探索呈現世界文化交融、衝突的宏大問題，詩也就進入了文化的時代。
文化時代的詩人、詩哲具有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識，同時又打破了單一文化模式的束縛，充分吸取異域文化的滋養。在世界多種文化交流的感召之下，他們看到，自己曾經賴以生存的哲學觀念、語言模式都顯得過分拘泥過分頑固了，它們已經不能概括詩歌在新時代的要求了。於是，在超越單一哲學模式或語言模式的時候，“文化”的意義就理所當然地提了出來。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文化”本身也是一個比較寬泛、比較抽象的概念，構成這一“精神創造總和”的仍然是相應的宗教的、哲學的觀念或者語言模式。文化時代的詩歌並不拒絕哲學與語言學，詩人不再迷信哲學或語言學那種唯我獨尊的姿態，而是在一個更宏大的背景上來實現哲學的意圖與語言的功能。歸納起來文化時代的詩歌追求主要有四：1.廣闊的世界文化視野；2.深沉的民族文化自省意識；3.更自覺的哲學、語言學精神；4.多元化的藝術模式。
自拉美的“現代主義”（Modernismo）、英美的意象派已降，西方20世紀詩歌相當生動地展示了東西方文化、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景觀。來自東方的南方的哲學、語言結構形式引起了這些西方的北方的詩人的高度重視；與此同時，在諸如葉芝、艾略特、斯蒂文斯這樣的詩人那裏，又表現為對曆史文化的深切關注與自審。20世紀西方詩歌與某些前期象征主義的區別正在於類似的文化學視野：不特是語言的遊戲，也不特是哲學的注釋，但又欣然包含了更深刻的語言的和哲學的意圖。就詩學理論、詩歌闡釋而言，純粹的語言學批評（如結構主義）在完成了它必要的曆史性啟示之後，也未曾束縛住西方詩哲們繼續追問、繼續探求的步伐。解構主義的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就是充分看重了漢語文字的“優勢”，德裏達以東方語文為依據提出了他的“文字學”（Grammatology），解構主義以及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人的現代闡釋學對詩的闡釋都是以深廣的文化學素養為根基，兼有哲學與語言的多重意識。顯然，在一個多元並存的時代，“文化”也不具有唯我獨尊的上帝般的地位，但文化意識卻顯然已經成了現代精神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文化時代的詩歌方興未艾。
五
詩從哲學到語言而文化，這一運動軌跡最典型最清晰地表現在西方詩歌史上，而就中國詩歌史而言，則是不典型、不清晰的。中國古典詩歌顯然早就兼有哲學與語言的雙重根基。一方麵，儒、道、釋都把詩作為其哲學體驗的表述；另一方麵，漢語言的精微之處亦在詩中得到了發揮，如此廣闊的視野、寬博的胸懷與西方詩歌史上此起彼伏的“唯我獨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麼，這是不是表明，中國古典詩歌早已超越了哲學與語言的雙重狹隘性，進入了“文化”的時代呢！
顯然又不能。因為中國古典詩歌（包括詩學闡釋、詩學理論）的此類“寬容”都不是在文化交彙的格局中產生的，它既不具備世界性的文化視野，更缺少對民族文化的反省精神，一句話，完全不具有那種自覺的文化選擇意識。
中國古典詩歌絕非文化時代的詩歌，但又的確不再單純地蜷縮在哲學或者語言的層麵上，我把這一獨特的現象稱之為“前文化”，中國古典詩歌可以被稱為一種前文化形態的詩歌。所謂“前文化形態”是這樣一個含義：它具有“文化時代”詩歌藝術的某些寬廣、開闊，但又還沒有自覺的文化意識。更準確地說，是在一種頗有文化內涵的寬闊的場景中，兼容了哲學與語言的若幹要素，但卻不曾在哲學、語言中注入文化反省的精神，當然也沒有把哲學、語言推向繼續更新的未來；這種兼容也不會盡情地釋放它內部諸要素的功能，而是削去其鋒芒以求彼此的相安無事。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極端性的哲學觀念與刻意的語言藝術都將理所當然地受到詩學的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