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站住了，他說：“你照管好自己，以後遇事要往前想，就總有奔頭！”父親說這話的時候並沒有看我。說罷，他轉過身，手牽著牛的韁繩往前走，父親與黑牛並肩走在空曠的山路上。寒冬的風呼呼地刮動著，父親隻穿一件黑棉襖，外邊沒有皮襖大衣之類遮寒，他弓著身子，一隻手牽著牛，一隻手遮在額前擋風，吃力地往前走。我望著他一步步走遠，後來我站在一塊大石頭上眺望，視線裏那淒寒的背影，漸漸變成一個黑點兒，一會兒融進蒼茫的暮色裏了。
不想，這背影竟是父親留給我的最後的記憶。父親回去不到十天就去世了。
父親死後不久，我的書就沒有辦法念下去了，我被命運沉入生活的海中，上下漂浮，左右奔突掙紮，受盡了風霜浪打，可在漫長的求索旅途上，眼前總有個影子，耳邊總有個聲音對我說：“天生我才必有用”，是這影子這聲音使我在任何艱難的境遇下，永不言棄，百折不撓，堅定地向著心中的目標遠行。
生活不辜負我，我終於實現了用文字鑄造事業的夢想。
今天，父親入夢，勾起了我點點滴滴的憶念。可父親留給我的記憶仍舊是模糊的：他的笑容是模糊的，他的喜怒是模糊的，就連他的麵龐似乎都是模糊的；而留在記憶中最深切的仍是那身著黑衣的、踉蹌而淒寒的背影！
玻璃匠和他的兒子
梁曉聲
我的朋友，一個三十四歲的兒子，伏在他老父親身上，無聲地哭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城市裏總能見到這樣一類遊走匠人——他們背著一個簡陋的木架街行巷現，架子上分格裝著些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他們一邊走一邊招徠生意：“鑲——窗戶！……鑲——鏡框！……鑲——相框！……”
他們被叫做“玻璃匠”。
有時，人們甚至直接這麼叫他們：“哎，鑲玻璃的！”
他們一旦被叫住，就有點兒錢可掙了。或一角，或幾角。
總之，除了成本，也就是一塊玻璃的原價，他們一次所掙的錢，絕不會超過幾角去。一次能掙五角錢的活，那就是“大活”了。他們一個月遇不上幾次大活的。一年四季，他們風裏來雨裏去，冒酷暑，頂嚴寒，為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他們大抵是些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被拒在“國營”體製以外的人。
按今天的說法，是些當年“自謀生路”的人。有“玻璃匠”的年代，城市百姓的日子普遍都過得很拮據，也便特別仔細。不論窗玻璃裂碎了，還是相框玻璃或鏡子裂碎了，那大塊兒的，是舍不得扔的。專等玻璃匠來了，給切割一番，拚對一番。要知道，那是連破了一隻瓷盆都舍不得扔專等鋦匠來了給鋦上的窮困年代啊！
玻璃匠開始切割玻璃時，每每都吸引不少好奇的孩子圍觀。孩子們的好奇心，主要是由玻璃匠那一把玻璃刀引起的。玻璃刀本身當然不是玻璃的，刀看去都是樣子差不了哪兒去的刃具，像臨帖的毛筆，刀頭一般長方而扁，其上固定著極小的一粒鑽石。玻璃刀之所以能切割玻璃，完全靠那一粒鑽石。沒有了那一粒小之又小的鑽石，一把新的刀便一錢不值了。玻璃匠也就隻得改行，除非他再買一把玻璃刀。而從前一把玻璃刀一百幾十元，相當於一輛新自行車的價格。對於靠鑲玻璃養家糊口的人，談何容易！並且，也極難買到。
因為在從前，在中國，鑽石本身太稀缺了。所以從前中國的玻璃匠們，用的幾乎全是從前的也即解放前的玻璃刀，大抵是外國貨。解放前的中國還造不出玻璃刀來。將一粒小之又小的鑽石固定在銅的或鋼的刀頭上，是一種特殊的工藝。
可想而知，玻璃匠們是多麼愛惜他們的玻璃刀！與俠客對自己兵器的愛惜程度相比，也是不算誇張的。每一位玻璃匠都一定為他們的玻璃刀做了套子，像從前的中學女生總為自己心愛的鋼筆織一個筆套一樣。有的玻璃匠，甚至為他們的玻璃刀做了雙層的套子。
一層保護刀頭，另一層連刀身都套進去，再用一條鏈子係在內衣兜裏，像係著一塊寶貴的懷表似的。當他們從套中抽出玻璃刀，好奇的孩子們就將一雙雙眼睛瞪大了。玻璃刀貼著尺在玻璃上輕輕一劃，隨之出現一道紋，再經玻璃匠的雙手有把握地一掰，玻璃就沿紋齊整地分開了，在孩子們看來那是不可思議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的父親，便是從前年代的一名玻璃匠，他的父親有一把德國造的玻璃刀。那把玻璃刀上的鑽石，比許多玻璃刀上的鑽石都大，約半個芝麻粒兒那麼大。它對於他的父親和他一家，意味著什麼不必細說。
有次我這位朋友在我家裏望著我父親的遺像，聊起了自己曾是玻璃匠的父親，聊起了他父親那一把視如寶物的玻璃刀。我聽他娓娓道來，心中感慨萬千！
他說他父親一向身體不好，脾氣也不好。他十歲那一年，他母親去世了，從此他父親的脾氣就更不好了。而他是長子，下麵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父親一發脾氣，他就首先成了出氣筒。年紀小小的他，和父親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也越來越冷漠。他認為他的父親一點兒也不關愛他和弟弟妹妹。他暗想，自己因而也有理由不愛父親。他承認，少年時的他，心裏竟有點兒恨自己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