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是氈匠，來我家時，我仍是身在放牛心想念書，一肚子不痛快。三叔聽後要我跟他去氈子。他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擔水、燒水、掃地、倒垃圾等我都主動做。我當時個子矮，人們說我是個碗大的氈匠，但幾乎都說我應該念書。三叔對我很滿意，說我“寧可身吃苦，不讓臉吃苦”，記賬、算賬很利索。這些話也都傳到了父母耳朵裏，他們對我失學更加無奈和後悔。1956年春，我又回到了竹拉沁小學上三年級第二學期。媽媽說：以後不到萬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
1958年冬，給生產隊放羊的父親大口吐血，醫生說是肺結核。扛不過去，注射了幾支鏈黴素有了好轉，但實在沒錢繼續治療了。為了相互照應，1959年春節後，二叔將我們一家遷到了他所在的村子。父親一直在病中，兩歲的小弟弟也夭折了。就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媽媽仍支持我到五原縣一所農村小學讀六年級最後一學期。高小畢業，我覺得難以再上學了，生產隊也希望我回隊裏當會計。可學校決定保送我上初中，我又在媽媽的力主下跨進了五原縣第一中學校門。
三年困難時期，班裏同學多數離校了，而媽媽則說再苦也要念下去。1962年，我要初中畢業了，全地區僅招三個高中班。我準備回家務農，照顧父親，隻是由於我任班團支部書記，班主任是體育老師，常外出，就要我領著全班同學複習。為了穩定人心還要我也參加考試。讓我沒想到的是竟被杭錦後旗第一中學（今奮鬥中學）破格錄取了，離家240裏路。
還在猶豫的時候，媽媽說話了：讓你念就念，反正有媽兩隻手。媽媽一年掙100多個工，父親身體稍好時就給隊裏放羊或給場院下夜（打更），也能掙百十來個工。可所有工分加起來也不夠四口人的口糧錢。這一處境逼出了媽媽新的勞動本領：縫皮衣。1963年寒假回家，我看見媽媽正坐在炕上縫皮衣。她瘦了許多，臉色很不好，我鼻子不由酸了。媽媽看見我後卻立刻精神了起來，一邊說“我的兒子回來了！”一邊放下針線起身下地。原來，媽媽入冬後感冒就未斷過，除了咳嗽有時還頭疼，而且一頭疼就吃不進東西。她吃上個止痛片，躺下歇一會兒就又坐起來縫皮衣。
1965年夏，我要高中畢業，可父親又犯病吐血了。上完課後，我借了同學家裏一輛自行車，一天騎了240裏路趕回家。父親到公社衛生院打了幾針，躺幾天已好了。公社領導對我家的處境很同情，建議我畢業後回公社辦農業中學，既可增加收入也好照顧父親。我回學校後和班主任老師講了情況。他對我的家境和心情既同情也理解，但還是很認真地說：你一定要參加高考。
得知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政教係，我原本踏實的心又忐忑起來。回家跟父母、弟弟一說，全家又喜又憂。考上了大學，又是首都的大學，怎能不高興？但也確實很為難。且不說父親有病，家裏生活困難，連我去北京上學的衣服和路費也沒有啊！更何況公社正籌辦農業中學，有意讓我負責。這是個可按月拿工資的工作，對於當時的我無疑很有吸引力。第二天，我和媽媽趕著驢馱著一口袋小麥去加工麵粉。她突然問我：“上大學要幾年？”我說5年，媽媽斬釘截鐵地說：“你去上吧，咱再窮5年！”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但感覺到這是媽媽考慮兩天後的“決定”。我覺得眼前亮了。媽媽將我秋天穿的外衣縫補了一遍，買了袋染料染了一下，“統一”了顏色。縣文教科補助了路費，信用社貸了款，我帶了25元錢踏上了赴京上大學的路程。
媽媽的很多地方口頭語一直銘記在我腦海中，如我從記事起就聽她常說：“鞋新鞋舊利落點兒，窮來富個質骨點兒”，意思是鞋不論新舊都不能走樣，人不論窮富都不能沒有骨氣。媽媽說，咱現在窮，吃糠，吃野菜，穿得爛，挨餓受凍，但咱在家裏，老有老樣，小有小樣；在家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無論走到哪裏，無論對誰，分裏外，知好歹；咱無理的不做，反胃（受欺負）的不吃……這樣，咱就甚時候也是個有模有樣的人。
媽媽這樣“說人”，也這樣“做人”，且天長地久。在家，媽媽總是先人後己、尊老愛幼。在家外，她確信世上好人多，凡走過的地方都有很好的朋友。她常說，咱給人家初一，人家才可能給咱十五。媽媽是個愛憎分明、疾惡如仇的人，她既敢於據理抗爭，又知恩圖報，特別看不起和痛恨那些恩將仇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