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1年7月，我從省絲綢學校畢業後，原指望能找個好工作掙錢供弟弟妹妹讀書，可我的夢想很快被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我和許多弱勢群體的子女一樣被稀裏胡塗地分到一家很不景氣的工廠。有時，一連兩個月發不上工資。後來，我又調換了幾個單位，但都不盡如人意。我連自己的溫飽問題都不能解決，又怎能顧及鄉下的弟弟、妹妹呢？
當年年底，我回家過年，在一次家庭會上，父親幾乎在沒有征求任何人意見的前提下，就武斷地對妹妹甩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話：“蘭子，過年後就不用去上學了，家中實在沒辦法了。”“我不同意，”母親霍地站起來，“我就是到街上要飯，也要送蘭子上學。”“你看你這熊樣，你有什麼本事能送她上學？”父親對著母親吼道。母親也毫不妥協，最後，兩人竟廝打成一片。妹妹蜷縮在牆角邊一聲不吭，那可憐的眼神好像一隻待宰的羔羊。忽然，妹妹“哇”的一聲哭了，她跪在父親跟前，抱著父親的腿，苦苦地哀求：“爹……爹爹……讓……我念書吧，俺每天都不吃早飯和午飯了，省……省下錢來上學行嗎？”沉默了很長時間，父親突然“嗚”的一聲哭了。母親像傻了似的，怔怔地望著牆壁，癡癡地發呆，她蹣跚著挪到牆角，蹲下，雙手抱著頭，不停地抽泣起來，那瘦弱單薄的身影此刻顯得多麼孤獨和無助！
1995年8月，輟學三年在長島打工的妹妹靠自學以驚人的毅力考入泰安貿易學校委培班。這本來是一件大喜事，但那高達7000元的學雜費卻把全家人推進了絕望的深淵。母親的頭發一夜間全白了。
半夜，忽然傳來“嘭嘭”的敲門聲，弟弟踉踉蹌蹌地闖了進來，語無倫次地說：“哥……哥，娘，娘……出事了。”我腦袋“嗡”的一聲，匆忙和弟弟來到母親的房間。隻見母親斜躺在炕上，口吐白沫，臉色發青，已不省人事，旁邊，放著一個帶劇毒符號的農藥瓶。妹妹嚇得渾身打哆嗦，搖著母親的腿，哭著說：“娘呀，你別嚇我呀，我再也不上學了。”
在醫院裏，母親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終於脫離了危險。母親醒來後第一句自責的話就是：“我無能呀，人家的孩子考不上學，可我的孩子考上學，我卻沒錢送她上呀！”母親對兒女們這份親情感動了蒼天，感動了親戚們，做生意的舅舅第一個送來了2000元錢。以後，又陸續收到其他親戚送來的錢，就在妹妹去學校報到的頭一天，終於湊齊了所需的學雜費。
三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供我們上學過多地透支了生命，殘酷的病魔悄悄走近了善良的母親。
1995年冬，當我從父親口中得知母親頭暈得厲害、經常正幹著活便不省人事的消息後，便匆忙將母親接到臨沂來治病。當時我所供職的單位已很長時間沒給我發工資了，為給母親治病，我不得不四處借債。記得當時為了省下住院費，我在離醫院不遠的一個小村莊每月花15元錢租了一間廢棄的民房。然後，找了些磚頭和兩扇舊門搭了一張簡易的床，供母親住宿和休息。該給母親打針時，我便將母親背到醫院裏；打完針後，再將母親背回去。民房四麵透風，猶如冰窖。有一天深夜，紛紛揚揚的大雪鋪天蓋地地下著，呼呼的北風仿佛要將屋頂掀飛。母親在舊病的基礎上，又患了重感冒，渾身發抖，牙齒咯咯地打架，大汗淋漓，但嘴裏卻不停地喊冷。我借著微弱的燭光，環顧屋內四周，唯一的一塊蜂窩煤已於昨天晚上為母親熬藥時燒完了。正當我急得眼裏冒火星時，忽然想起小時候經常將小腳伸到母親懷裏取暖的情景。我連忙解開胸前的紐扣，跪在母親床前，將母親紮人、冰涼的腳放到懷裏，替母親暖腳。望著母親那蒼白的頭發，那額頭上地瓜溝似的皺紋，那滿臉黃豆大的汗珠，那幹裂泛白的嘴唇，我想起了風雪中母親送我們去上學的鏡頭……刹那間，百感交集，我抱著昏睡中母親的腿，“嗚嗚”地大哭起來。這一次，苦命的母親花了不足1000元錢，病便好了。
記得有位哲人說，苦難本身是一種財富。生活的坎坷艱難，並沒有使我和弟弟妹妹向命運低下頭顱，更沒有使我們痛苦消沉下去，反而激起了我們頑強拚搏的鬥誌。弟弟下崗後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妹妹畢業後也謀得了一村委會會計的差使，我後來調入基層鄉鎮從事宣傳工作。2003年10月，我通過考試，又調入上級紀委效能投訴中心工作。母親非常高興，在父親的陪同下專門從100多公裏的老家趕到城裏，反複囑咐我，別忘了自己的農民出身，無論幹任何工作都要對得起咱老百姓，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別給她丟了臉。
母親雖然不識字，但她卻明白知識改變命運這個簡單樸素的人生道理。為送我們去上學，殫精竭慮的母親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