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廣大的海洋上，中華先民最初的航海活動並不是到處可見的。由於古人類社會的生產力低下，航海器具簡陋，航行知識、技能貧乏，所以他們最初的航海一定是選擇在海流平緩、海岸曲折，島礁眾多、環伺其側的近岸海域進行的。這就是日本人茂在寅男在《世界航海史》中說的那種：“基本上是視界不脫離陸地的航行”——因為當時的航海者擔心會永遠失去陸地。我國的曆史學家發現，我國古代人類的航行恰恰是尋著這一規律進行的。如在山東、遼東半島及其近岸島嶼、黃海沿岸、舟山群島之間進行。以舟山群島為例，它與大陸相距不遠，不足１００平方公裏內竟有６００─７００個島礁露出水麵，島礁之間跨度很小，所以像舟山這類海域是先民們航海的理想場所之一。隨著社會生產力與航海能力的提高，中國航海者從局限於沿岸與鄰近島嶼間的短短航行，逐漸過渡到較近距離的沿岸航行與跨越半島之間的海峽橫渡航行，最後發展到遠離海岸的航行。
中國人麵對的這片藍色究竟適不適於海洋文明的發展？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略有不同。
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的沿海岸線比較曲折，有渤海這樣被陸地與海峽環繞的“陸間海”和諸多天然良港，平均水深較淺，沿海島礁密布，通海湖泊江河眾多。同時，中國海地處位置較佳，麵向開闊的洋麵，其中南海位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是溝通東南亞、南亞、西亞、歐洲、澳洲及中、南美的海上交通樞紐。此外，季風規律明顯，海流走向清晰，便於開展古代航海技術條件下的航行活動。因此，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具有優越的航海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並進而認為中國海洋地理適於產生優越的海洋文明。
如果單從航海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來看，這種說法是具有科學根據的。但如果把海洋文明產生的背景等多重因素考慮進去，這種說法又顯得不夠。
一個民族是否產生高度發達的海洋文明，其所臨海洋的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是十分主要的因素，但還有一些因素不能忽略。比如：該民族瀕海地區的文明發達程度、物產情況、在這個民族中占主導地位的主要生產方式、與該民族隔海相向或相鄰國家的情況、較適於航海的海域與其所瀕臨的陸地提供的條件及種種因素之間的平衡等等，這些無一不影響著人類航海活動的發展，無一不影響著一個民族海洋文明的發達程度和基本特色的形成。我們可以以埃及為例證，做為與希臘共有地中海的民族，埃及人卻沒有產生高度發達的海洋文明，可見航海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其他條件的不同會使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的文明形態完全不同。因此，簡單地說中國具有優越的航海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對分析海洋文明的誕生、發展和走向，是無益的。
因此，我們必須對海洋文明賴以生成的條件做較全麵的研究。
回首望中原
人類從陸地走向海洋。
創造海洋文明的，是從陸地走向海洋的人。
因此，瀕海地區陸地的情況，為人類的文化選擇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稱地中海海洋文明產生地的地理環境為，“與海相連的海岸區域”。那是一片森林茂密、農作物不適生長的土地。它對地中海人放棄農牧采集這人類古老的生存方式而選擇海上生活提供了絕對的條件。
中國的情況與此大相徑庭。首先，中華文明高度發達的地區有無盡的平原和起伏的丘陵，江河縱橫，水量充沛，土地肥沃，適於發展農業生產。在包括地理環境在內的眾多因素作用之下，中華民族的文明以農業為主的傾向日益明顯。“以農為本”的思想成為中華文明的主要基調。黑格爾在論述曆史的地理基礎時指稱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為“大江大河所灌溉的平原流域”，這片地區的特點是：“土地肥沃，那裏的居民經營農業，土地所有權和法律關係隨之發展，農業生產四季有序的規律性造成墨守傳統的習慣，偉大帝國便建立在居民的惰性上”。
這就和埃及、印度洋沿岸國家的情況有相似之處，同樣有創造偉大農業文明的條件。這種農業文明的高度發達，的確能夠滿足人們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農業的生產依賴土地的開墾與整治、水利的興修使用、農作物種植方麵的地區性經驗的累積，這些都導致了人類的定居生活，造成較為追求穩定生活的民族精神內涵。因此，農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海洋文明的發展就相對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