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湖南省平和堂商貿大廈在長沙市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一帶的區域內開展了較大規模的建設工程，長沙市文物工作隊聞訊獲準於當年6月份開始介入該地區約1萬多平方米範圍建築工地內地下文物的保護監控和搶救發掘工作。從6月至10月中旬，考古工作者先後搶救發掘出約20多口古代井窖和共存文物。
10月17日，考古工作者在施工場的南部又發現了四口古井。當日上午8點30分左右，一位隊員正在仔細觀察前夜施工場地一台挖掘機附近散落的幾堆黑色淤泥，當他用手上的小木棍輕輕地撥開淤泥時，沒想到卻撥出了一塊長約20厘米的木板，拿起木板，揩去淤泥，木板上浮現出若隱若現的墨跡，經過小心的用水清洗，發現墨跡原來就是書寫在上麵的墨書文字遺跡，墨書文字的意外發現令當事人頓時驚喜不已。在第一塊墨書文字木板遺物發現之後，不久考古隊員又發現了第二塊、第三塊……和更多的墨書文字竹、木板（這些墨書文字竹、木板後經確認均為竹簡、木牘）。之後，考古隊員又順著散落的淤泥和撿拾竹、木板的痕跡在施工場地的東南側，追尋到了出土這些墨書文字竹、木板的一口古井遺跡。但其井坑的上層已被夜間施工的挖掘機的反鏟掀開了半邊，現存古井的井坑內積滿了水，水下是黑黑的淤泥。而值得慶幸的是從被破壞的井中殘存裸露的黑泥地層斷麵上，還明顯暴露出隱約可辨的竹、木板層疊的重要現象。
古井遭破壞，考古隊員利用現有條件實施了現場緊急保護措施，同時迅速上報有關部門。有關領導經過對竹木簡牘出土現場的進一步勘查，及時研究製定了對這口古井出土文物的應急搶救保護方案：1.組織人力對工地殘留的有關黑色淤泥土進行收集裝袋，保護出土現場，責令建設單位停止施工，並對古井實施科學發掘；2.組織人力沿著清淤運渣卡車行駛的路線，尋找收集散落在路上以及卸渣場中所有可能含有竹木簡版的淤泥。經過嚴格、艱苦的發掘工作，終於使一大批因商業建設行為險遭滅頂之災的珍貴曆史簡牘文物得到了及時的搶救保護，使其損失獲得了最大限度的挽回。
這一古井中共出土了約10萬枚孫吳時期簡牘。並以此碩果榮膺1996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稱號。
三國時代戰亂紛紜，文獻史料也因此多有散佚，傳世者罕見。長沙走馬樓簡牘的出土恰恰彌補了這方麵的不足。其年代性質屬三國時期吳長沙郡府、臨湘縣及臨湘侯國的文書，且數量大都保存較好，記述翔實，內容豐富多彩，文字包括賦稅、戶籍、司法、錢糧出入、軍民屯田、往來書信等等重要內容，範圍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等重要領域，加上簡牘出土具有地點集中，政區、時代相同等等特點，所以其史料價值極高，對深入研究和準確複原三世紀的長沙郡或吳國的曆史乃至我國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99年10月經過考古專家們的整理與編排，《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另》上、下卷正式出版問世。借此契機，學術界對這批簡犢的考證及其與吳國賦稅、職官、倉廩製度、戶籍管理等等社會製度的研討也在不斷升溫和深化。
除其補史、證史的重要價值外，長沙走馬樓簡牘另一重要價值是為我國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動的珍貴資料。由於傳世和考古發現的三國書跡數量都非常少，而走馬樓簡牘不僅數量巨大而且書體有楷書、隸書、章書、行書、草書等。盡管其書寫皆出自中下層官曹、吏卒之手，與鍾繇等名家的書法有天壤之別，但它們卻代表了這一時期民間流行的書寫風格和水平，與傳世的三國碑刻和後世臨摹的書法相比，其更具大眾性和時代性。尤其是楷書，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恰為從鍾繇《薦季直表》到王羲之所臨鍾繇的《宣示表》的中間成長時期，可以作為論證中國書法史上楷書從創立到完全成熟的過程相當有利且直接的旁證。
長沙城自古流傳著一首工整巧妙的街名對聯；“東牌樓，西牌樓，紅牌樓，木牌樓，東西紅木四牌樓，樓前走馬；南正街，北正街，縣正街，府正街，南北縣府都正街，街上登龍”。其中的“樓前走馬”是指明代吉王（朱見浚）府的附屬建築走馬樓，位於今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街一帶。古井窖群的陸續發現和孫吳簡牘的大量出土，給那裏帶來了巨大的聲譽。最主要的是，約13萬三國孫吳簡牘的驚人發現，創下了20世紀中國考古簡牘發現的最偉大的世紀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