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當年執導《走向共和》大受好評，被認為對清末民初的主流曆史敘述構成了顛覆，張黎首次大銀幕之作《辛亥革命》令許多人非常期待，期待他帶來另一場“走向共和”式的破壞性敘事。結果自然頗令人失望，《辛亥革命》全片雖然增加了總導演成龍飾演的黃興戲份，但“孫袁鬥法”的大格局不變，不但已成史界共識的“立憲派是辛亥革命主要推手”毫無蹤影，今年備受某些論者誇讚的“隆裕一宣統朝廷”也依舊扮演著嚇得發抖的小醜角色。
由於中國的文化現實，張黎的擁戴者不免將這個結果歸結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壓迫”，有傳言說黃興本來是主角，最終卻被迫與孫文平分正方的光輝。不過，一個頗遭詬病的細節暴露了張黎對這段曆史的想象終究難入皮骨：在用路易十六上斷頭台的故事嚇倒了隆裕太後之後，被譽為“扮演袁世凱第一人”的孫淳走出養心殿，在清宮的平院壩裏玩起了我們在歐洲足球聯賽裏常見的“飛機”——如果袁世凱真是如此內心喜悅，又如此不加掩飾，倒真辜負了“竊國大盜”的名號——這分明是在明搶孤兒寡母的天下嘛。
另外一個與辛亥革命相關的影視事件，是袁世凱的後人“袁氏家族聯誼會”發表致《建黨偉業》編導的公開信，指出袁世凱並未像《建黨偉業》中表現的那樣，簽署了賣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隻是簽署了《中日關於山東問題條約》和《中日關於南滿即東蒙古問題條約》，這兩個條約加一起也隻有十一條，而且沒有出賣主權的條款。”而《建黨偉業》編劇董哲對此的回應是：“這個要去問搞曆史的人，這些初中課本裏都有的曆史定論，不是我們編出來的。”
董哲這句回應無論有心或是無意，其實都揭示了一條悖論：在重大曆史事件整數年之時，紀念熱潮會引發社會強烈的關注，人們難免希望能看到、聽到一些“不同的東西”，然而在中國式的紀念時刻，“求穩不變”是主要的輿論指向，曾有不止一家媒體向筆者邀約辛亥稿時表示：上麵有指示，不要偏離主流曆史觀。
主流曆史觀是什麼？它有沒有在今年被偏離？偏離成什麼樣子？這就是本文想討論的問題。
什麼是主流曆史觀？
其實，但凡中學近代史課沒全打瞌睡的同學，都能說出關於“辛亥革命”的主流定義：它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它推翻了千年的封建帝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對民族命運的一次挽救，建立了共和體製，並使之深入人心；同時辛亥革命又是一場失敗的革命，不徹底的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妥協性，封建官僚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辛亥革命並未能改變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
OK，考試時這麼答，基本上就是滿分。簡要地說，就是要答出辛亥革命“既勝利又失敗”的雙重性。
這種雙重性的判定，一直要上溯至孫中山1919年在《八年今日》中所作的論斷：“革命軍起矣，民國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業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此前，在北洋政府主導的辛亥紀念中，隻談論“共和”而不宣揚“革命”，尤其不太願意直麵孫中山在1912年提出的辛亥“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的命題（《在北京五族共和會與西北協進會上的演講》）。
而立憲派代表人物梁啟超於辛亥十周年之際，發表文章《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強調辛亥革命是同盟會與立憲派兩路並進的“大聯合運動”，“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武昌一聲炮響，各省谘議局先後十日間，各自開一場會議，發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鋪產的掌櫃，便乖乖地把全盤交出，我們永遠托命的中華民國，便頭角崢嶸地誕生出來了”，因為清朝被推翻“是全國人的自覺心，到時一齊迸現的結果”。梁啟超的觀點哪個時代都不算“主流曆史觀”，但對史學界的影響很大。
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將孫中山的雙重性觀點發揚光大，1930年的“雙十紀念日”，何應欽的講話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並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能不謂為失敗。革命的目的不隻在推翻滿清，不隻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
國民黨的對手共產黨也認同這一判定。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紀念“五四”的文章《青年運動的方向》中說，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隻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這個判斷與國民政府的說法形異而實同，隻是將“繼續革命”的目標從“三民主義”修正為後來提出的“新民主主義”。
到了今年，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仍然堅持國共兩黨在七十年前達成的共識，他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雖然由於曆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製約，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曆史任務，但它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
這種“主流曆史觀”的核心是什麼？（一）強調辛亥革命的意義主要是推翻帝製，傳播民主共和的理念，將功績主要歸於孫中山領導下的同盟會；（二）強調辛亥革命的失敗與不徹底，是由於當時資產階級的弱小與妥協，建立了日後繼續革命的合法性與必要性；（三）將辛亥革命定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開端，則日後從“五四”到北伐，再到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被收納到同一個譜係之中，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可以從“辛亥”講起，支持自身政權的合法性。
曆史敘述的當下功用，使得討論曆史並非簡單的曆史重構，而與當下的思想指向和社會需求息息相關。於是，原本“雙重性”單線敘述的辛亥敘事，在一百周年紀念前後，演變成了各取所需的“中華曲庫大家唱”。
革命/立憲的雙線敘事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曾經提出著名的“方言周圈論”：以文化中心為圓心，越是遠離文化中心，其語言的更新速度越慢；方言更新的時間差異可以從空間差異中體現出來。後輩學者又據此擴展為詮釋日本文化分布規律的“文化周圈論”。事實上，這個定律可以適用於大多數知識由文化中心向外的傳播。
比如，2003年引起轟動觀影的《走向共和》，後來又因傳言被禁而聲名更顯，被不少人奉為神作。其實正如秦暉所言，《走向共和》前後兩部分頗為扞格，前半部分“對慈禧、李鴻章等人給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們麵前連康有為都顯得像個無事生非的‘激進’搗亂分子”，後半部分卻高調讚揚革命，肯定孫中山。其中奧秘，無非在於對晚清人物的評價，與當下政治剝離相對容易，而對孫中山及其革命的態度，卻屬於合法性的追根溯源。從《走向共和》到《辛亥革命》，對於孫中山的歌頌態度並未稍減，《走向共和》裏於袁世凱隱約的同情，反而倒退回“竊國”的陰謀家角色，真是難為了“袁世凱專業戶”孫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