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者：張曉波（《新京報》編輯、“一百年一百人”的策劃者之一）、何吉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楊早
【何吉賢】我下午剛看了楊早的文章。首先我提一個問題，文章第一部分是關於主流辛亥革命敘述的，這部分是不是太簡化了？“一場失敗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樣的總體性說法一直以來也許並沒有變，但說法也許越來越複雜了，重點也在變，這其實是需要引起注意的裂隙。比如文章中提到的胡錦濤講話：“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在以前的官方說法中，這些也許並不會是重點。我認為這之所以值得引起注意，一方麵是可以說明主流曆史敘述並不是想象的那麼一致，在一致的背後有重大的裂隙；另一方麵，正因為是這些裂隙，為學術界、媒體乃至影視傳媒打開了討論的空間一一當然，它們也是討論的邊界所在。
【楊早】很好，吉賢為我做了一個補充。因為文章比重的關係，我對此沒有做詳細的辨析，我認為胡的講話是在舊有規範之內，進行一種盡量模糊的表達。將“革命”與“進步”進行並置，事實上也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思維轉化的一個表征。
【何吉賢】同樣是在“革命敘述”的框架內，重點已經變化了。我認為這可能與“執政黨”意識形態基礎的變化有關，而且，這一變化非常重要，可以說，它是近來辛亥討論的基礎性框架。
【楊早】它可能就像半杯水，有人看見了“變”，有人看見了“不變”，因為這種變化不是百年辛亥紀念才出現的，九十周年大致就是這種言說。江澤民在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講話中是這樣說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動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建立了中華民國。辛亥革命，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辛亥革命，開始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雖然它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為中國的進步潮流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激勵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而更加勇敢地奮鬥。”跟胡的講話沒有什麼區別。
【何吉賢】有意思，用詞上變化都很少。
【張曉波】我插一句，我今年也寫過一篇文章，討論今年關於辛亥題材的出版及其內容。與“主流”對應，使用的詞彙是“官方闡釋”。今天讀楊早兄這篇文章的時候，發現一個問題，我們怎麼去理解所謂曆史的“主流”？是否“主流”就是單一的、僵化的東西，甚至“主流”就是錯的。在對辛亥革命“主流”的理解上，我與楊早兄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說，辛亥革命在主流闡釋中，都是被理解為兩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來源。正是革命本身及其建製的延續性，提供了辛亥主流敘述。但是回過頭來說，這就是曆史的軌跡，“主流”也沒有說錯，隻是說得非常僵化而已。
【楊早】曉波兄說得對，主流也並不意味著“錯誤”。隻不過在年複一年的重複之中，主流敘述可以使用的思想/曆史資源已經消耗殆盡，用這種敘述來對照中國當下，既是失效的，也是危險的一一甚至官方也未必願意看到這種情形。
【何吉賢】我也插一句，曉波的文章已經發表，我也看了。關於“第一共和國”、“第二共和國”之說，非常有意思，仿佛身在法蘭西。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延續的呢？
【楊早】這正是我在文章裏沒有多談的問題。隻有在持續、深入的不斷革命的主題下，中國共產黨才有可能取代仍然健在的中國國民黨的地位，成為孫中山與辛亥事業的接續者。據說蔣介石1949年聞聽毛澤東不用中華民國作為國號，大喜過望。這本身就說明了這種延續性的搖擺與脆弱？
【張曉波】關於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就內在理路來說，民國（尤其是1928年之後的國民黨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割裂的。“五四”之後，兩個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一是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重組，二是共產黨創立。國民黨重組與中共建黨，都是在同一個曆史邏輯與現實之上展開的。兩黨都認為北洋軍閥把持的民國是相當“失敗”的，盡管北洋政府在當時仍然在代表中國，為列強所承認，但在內政外交上，北洋政府都在“失敗”之中，國內的軍閥各自為政與國際的弱勢，都與辛亥革命要求的民主政治和構建獨立自強的民族國家的要求相悖。不論日後兩黨的道路如何，有一點是一致的，這就是兩黨在政治合法性的追溯上，都歸結於“辛亥”。
【何吉賢】這關係到怎麼理解中國的20世紀革命問題，也與我的第二個問題有關。那我就說第二個問題，文章的第二部分也是主要部分，說的是“不戰而又革命最難得”。“不戰而又革命”自然難得，但文章（其實也是今年關於辛亥討論的整個氛圍）似乎隻是談到了如何“不戰”而“勝”，“妥協”而“勝”，但“革命”卻無從落腳。“辛亥革命了嗎？”這其實是伴隨近年辛亥討論的一個大大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