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7日，在從北京回重慶的火車上，筆者有幸與五位農民朋友同行。由於其中兩人分別是重慶新政前後的拆遷戶，於是拆遷很快成為我們的話題。
家住璧山縣年近六旬的婦女首先講述了自己的遭遇。2004年拆遷時，政府僅僅按每平方不足三百元價格賠付了拆遷費，雖然能享受到低價的回購政策，但購房費遠遠超出了拆遷費。如果不是因為長年在京打工的兒子一家的幫助，她感歎自己就要流落街頭。
相比之下，家住渝北區的中年男子則流露出對拆遷的期待，他不斷地慶幸自己的運氣，因為除了能以人均三十平方獲賠還建房外，他們一家三口還能獲得十多萬元的拆遷費。在麵對今後如何生活的質疑時，中年男子似乎並不擔心，他說由於家人都加入了社保，加上夫妻打工收入，生活還不致陷入困頓。
當我問及對近年重慶新政是否滿意時，大家眾口一詞地表示了肯定。這些聲音似乎顯示出重慶正在經曆的某些變化。
記憶政治：媒體中的“重慶模式”
近兩年來，各種關於重慶的言論頻頻現身媒體，使得這座僻處西南的山城變成了全國媒體出鏡率最高的城市。這一現象在讓人吃驚的同時，也引發了不少的疑惑：為何重慶會變得如此熱鬧？可以肯定地說，這種熱鬧與大眾媒體的傳播效應密不可分，而“唱紅打黑”又成了這場傳播效應的焦點所在。
2009年8月，文強在“打黑”中的落馬為重慶在媒體上的出位拉開了序幕。“打黑”之初的重慶，不僅贏得了網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媒體的肯定。盡管這種肯定基於媒體各自不同的需要：重慶本地媒體將“打黑”作為政績進行宣傳，一些外地媒體則將其視作權力腐敗的證據，而海外媒體則對作為政治強人的薄熙來更感興趣。然而，當媒體自身的異質性逐漸浮現的時候，這種暫時的合作很快便走向了分崩離析。“李莊案”的出現成了重慶的媒體形象急轉直下的分水嶺。2009年12月，辯護律師李莊因涉嫌教唆黑社會頭目龔剛模作偽證罪被重慶警方逮捕。作為新中國曆史上第一次起訴律師的案件，“李莊案”旋即引發了各大媒體的關注，從中央媒體到地方媒體紛紛入駐庭審現場。隨後，賀衛方等人抨擊重慶“打黑”違背法律程序，“烏有之鄉”網站則順勢反彈，由此引發了網絡上的混戰。由於被質疑為“黑打”，“打黑”開始蒙上陰影。
與此同時，“唱紅”成為重慶的另一張可以任意塗抹的媒體麵孔。盡管“唱紅”並非重慶的發明，卻是在重慶被推向了風口浪尖。2008年年中，薄熙來開始在重慶推廣“唱紅”。起初“唱紅”主要在社區展開，隨後被推廣到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三年間，通過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唱紅”幾乎被打造為重慶的全民性活動。然而，與“打黑”的效果恰恰相反，除了重慶本地媒體與中央媒體的正麵宣傳外，不僅大部分媒體對“唱紅”並不買賬，甚至連普通民眾也頗多微詞。麵對各方詰難，2009年“兩會”期間，薄熙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高調捍衛“唱紅”，質問“唱紅”何罪之有。由於得到中央支持，“唱紅”隨即在其他省市得到推廣。2011年建黨九十周年之際，重慶組織合唱團進京“唱紅”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其間，一名演唱者為進京“唱紅”放棄了為母親奔喪的事件，通過媒體的不斷放大，引發了黨性與人性關係的討論。
這次重慶走紅媒體之所以不同尋常就在於它隱約成為中國自由主義學者與左派（這裏頭既有新左派，也有老左派）學者鬥法的戰場，甚至有人認為，“重慶模式”是一麵照妖鏡，可以使那些原本立場不明的人立刻顯形。不管這種說法是否確切，圍繞“唱紅打黑”確實形成了兩個互相對峙的陣營：一方是重慶本地媒體與部分中央級的媒體，另一方則是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媒體。雖然“唱紅打黑”的口號係前者因宣傳之便而提出，但很快就被後者抓住不放，進而成了這場媒體攻防戰中的“軟肋”。當紙媒的分歧轉移到網絡上之後，雙方的對峙更是升級為情緒性的謾罵與攻擊。為了打擊對手，部分自由主義媒體甚至不惜破壞自己奉為聖經的新聞真實性原則。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重慶三年“唱紅”花費兩千七百多億元的傳聞，這則未經證實的消息一經媒體刊出，立刻在網民中掀起又一輪攻擊“重慶模式”的浪潮。
這裏暫且撇開雙方的實質性分歧不論，不難發現，在對民眾的情感與記憶的調動這一策略上，對峙雙方其實存在共通之處。重慶之所以求助“唱紅”這一革命時期的資源，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紅歌”的內容和歌5昌的形式中還保存著中國社會關於主體意誌與社會凝聚力的記憶，然而在自由主義媒體眼中，動員群眾揭發黑惡勢力與“唱紅”，簡直就是“文革”的再現。如果說前者試圖激活的是記憶中的積極因素的話，那麼後者則試圖通過將“唱紅打黑”與“文革”相聯係，來喚起記憶中的傷痕部分。
在此意義上，媒體圍繞“唱紅打黑”展開的其實是一場關於記憶的政治。雖然自由主義與左派分別利用了深藏在民眾記憶中的不同情感，然而，在發動民眾這一根本形式上，今天的自由主義與左派並無太大差別。如果說左派的政治實踐強調群眾的參與，那麼，今天自由主義利用網絡推動政治進程的方法同樣訴之於群眾性運動。由此觀之，僅僅從發動群眾的形式上來把重慶等同於“文革”的做法顯然難以成立。動輒扣之以“文革”罪名非但不能使問題得到澄清，反而掩蓋了那些使記憶政治得以出現的現實因素。事實上，記憶從來都不是那些時間上已然成為過去的事件，而是通過與現實的在場性的關聯，成為人們獲取現實感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言，媒體中的重慶其實是當前中國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的一個投影。
回應“重慶模式”：思想界的路線分歧
雖然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大眾媒體，但與大眾媒體直接訴諸記憶與情感的方式不同，思想界關於重慶的討論要理性得多。如果說大眾媒體緊追不放的是被簡化了的“唱紅打黑”，那麼思想界關注的則是重慶在經濟發展、民生等方麵所取得的成績，後者恰恰是“重慶模式”的關鍵所在。如果離開這個層麵的討論，所謂的“唱紅打黑”就如同無根之木，必然難以抵禦被曲解的命運。
早在2007年底與成都一起獲批成立“城鄉統籌試驗區”之初，重慶並不被看好，三千多萬的人口與懸殊的城鄉差異使其遠遠不能與小區域、厚基礎的成都相比。然而三年來，重慶的GDP增長不僅連續兩年排名全國第三，而且還在2010年躍居第二，即使在全國保八的2011年上半年，重慶的GDP增長也遠超全國水平，達到了驚人的16.5%。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重慶以大量的政府財政投入到民生工程的建設，打造了包括交巡警平台、地票交易平台、公租房建設等在內的十大民生工程，初步建立了效益與分配的良性循環機製，在群眾中樹立了良好的口碑。隻用了短短三年時間，重慶便從一個治安不佳的落後老工業基地，獲評亞洲最佳投資城市與全國最安全的城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正是“重慶模式”下的這些奇跡使得思想界不得不對之加以回應。
新左派學者認為“重慶模式”構成了對“中國模式”的修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雖然避免了東歐與拉美國家的迅速私有化所產生的社會動蕩，為中國經濟的起飛提供了基礎，但國內貧富差距的積累卻產生了新的赤貧階層，社會矛盾叢生，群體性事件頻發。“被剝奪者的剝奪性積累”正在把中國推向懸崖的邊緣。“重慶模式”最核心的理念即在於把分配重新置於效益之上，通過政府對市場的有效幹預，建立以民生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而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與修正說略有不同，王紹光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3.0版本”說。在王紹光看來，新中國成立與改革開放分別對應於社會主義的“1.0版本”與“2.0版本”，而“重慶模式”則標誌著中國社會主義已經被推進到了“3.0版本”階段。不管是修正說還是推進說，新左派普遍認同“重慶模式”的理念，並認為它代表了未來中國的方向。
自由主義學者雖不至於否認“共同富裕”的目標，但他們至少不會同意“重慶模式”為達此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在他們眼中，“重慶模式”其實就是政府以行政化手段來對自由市場實施幹預，這就將中國經濟重新拉回到計劃時代，是曆史的倒退。在政體形式上，自由主義者奉西方憲政體製為圭臬，秉持“小政府大社會”的理想；在經濟上，堅持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認為市場不僅能避免資源的浪費，而且還可以形成製約政府權力的有效力量。因而，政府不僅不應該幹預市場，反而應最大可能地從市場中退出。由此，自由主義者認為“重慶模式”的代價在於政府無限大而社會無限小，甚至有可能取消社會，這就為政府權力的濫用敞開了空間。
與“重慶模式”針鋒相對，部分自由主義學者以廣東為範本提出了所謂的“廣東模式”。他們之所以對“廣東模式”讚不絕口，乃是因為“廣東模式”代表了他們理想中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方向。為此，“廣東模式”的支持者細數了在汪洋執政下廣東部分地區出現的體製改革，包括東莞的“騰籠換鳥”、廣州的財政公開、順德的大部製改革、河源的網絡問政等等。“廣東模式”提出之後，當地媒體立即慷慨提供版麵。由此，思想界關於“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路線分歧也加入到媒體“唱紅打黑”的合奏。與之同時，思想界對兩種模式的討論也逐漸在深化。2011年7月，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組織下，一場名為“地方治理與國家轉型——以‘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為例”的研討會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雖然左右兩派都有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但是路線上的巨大分歧注定無法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