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者：徐諄（美國麻省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啟浩（美國麻省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金浪
【徐諄】我們暫時撇開“重慶模式”的定性問題，單就重慶近兩年的發展來說，它確實出現了新氣象。這畢竟是件好事，至少我們現在有了更多選擇，而不是像以前那樣一條道走到黑。當然，重慶夠不夠得上是一種新“模式”，我覺得還可以討論。
【啟浩】從經濟發展模式上看，重慶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還是招商引資：一是減稅，這要靠國家政策的扶持；二是廉價勞動力資源，重慶搞城市化必然會產生大量進城農民。
【徐諄】這是不是與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沒有大的區別？
【啟浩】我覺得改變主要是在民生方麵，而搞民生工程的錢主要來自於所謂“第三財政”，這確實是一種創造。通過成立八大國有投資公司，用國有資產投資公路、橋梁基礎設施建設，甚至到國際市場上去投資礦山、買自然資源，增值的部分用來改善民生，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當然，在這個“第三財政”裏麵，土地增值仍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徐諄】那它與流行於全國各地的賣地財政區別何在？
【啟浩】關鍵是看政府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重慶的做法很像美國的亨利·喬治提出的土地增值歸公理論。亨利·喬治主張土地是公共財產，土地增值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所以增值的部分應該由社會共享，而不應該由私有者坐收漁利。
【徐諄】對。崔之元不斷強調的還有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的社會分紅理論。每個人就像是社會的股東，社會增值之後每個人都有份。其實這也就意味著政府要來當這個“資本家”，而且還是一個心腸好的、有遠見的“資本家”。不僅要把社會增值分給老百姓，而且還要以比較平均的方式分給老百姓。阿拉斯加有點類似這種模式，在阿拉斯加全民都可以從該州的石油資源中受益。那你覺得重慶現在有沒有實現這種設計？
【啟浩】我覺得重慶基本上還沒有偏離這個道路。問題在於重慶能不能持續下去，另一個是這種辦法能不能在全國範圍得到推行？我的擔心是，它的土地增值空間就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複製的，它的廉價勞動力在較發達地區也不可能實現，即使是“打黑”，我想也不是每個省都能有這個決心。
【徐諄】我覺得重慶很難稱得上是模式性的改變，而隻是在原有經濟模式下麵實施了福利性的改革而已。就像你剛才說的，它的發展仍然是依靠土地增值，依靠招商引資，依靠建設新的生產基地與物流中心，但顯然一個地區不可能有那麼多的中心。
【啟浩】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種積極信號，那就是在自由市場之外還有別的選擇。盡管“重慶模式”有其特殊性，比如薄熙來的政治資源，但是並不意味著別的地方就不能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徐諄】那它與80年代持續下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區別在哪裏？
【啟浩】也許可以這麼說，80年代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仍然依靠國企的發展，現在重慶雖然增強了國企的作用，但是更強調其社會服務性，而不把它當作經濟增長極了。有數據顯示近年來重慶國有資產總量雖然在增長，但是與非國有企業相比比重卻在下降。
【徐諄】現在重慶做的主要還是二次分配，但在初次分配上並沒有任何改變，這其實並不違背部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理論，他們認為政府應該盡量少幹預市場，但可以通過二次分配來進行調節。
【啟浩】目前的“重慶模式”更像是在采用“增量”改革的方法。重慶既沒有對資本家課以重稅，也沒有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而是主要依靠“第三財政”的增值來進行民生的改善，當然這裏邊很大部分又是土地增值。當社會財富的增加來自於現有係統以外的時候，它就提供了一種兩不得罪的方法。但是“增量”必定是有限的，不可能一直“增量”下去。
【徐諄】這點我同意。這樣看來，“增量”改革其實是為以後的“翻臉”做準備。其實我們過去也有過這種例子，比如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是讓工人得到甜頭，能分的時候分給你，沒得可分了，那你就得下崗了。雖然“增量”改革開始的時候是兩邊都不得罪，但總有一天會撕破臉，最後是政府必定要選擇一方站，不是資本家，就是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