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者：何吉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濤（中國藝術研究院院辦）、張慧瑜
【何吉賢】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把孔子比作“敲門磚”。這篇文章讓我又想起了這個比喻，所謂“官方（地方政府入市場（民間）、知識分子（左右兩派）等麵對中國崛起的事實‘不約而同’地在‘孔夫子’這個‘重新歸來的陌生人’身上找到了文化公約數，試圖建立一種中國自主、自覺的文化價值共識”。無非就是說，大家都拾起孔夫子這個曾被丟棄的敲門磚，敲進“中華民族崛起”的殿堂。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對這篇文章有不滿足。文章本身立足點在於批判，在於揭示“主流文化重建”背後的裂隙；在於揭開與孔子“和解”的背後，“官一商一士”真實的“和解”。但文章一直到最後，似乎隻見“和解”，不見分裂，隻見“對接”，不見“裂隙”。其實，分歧、分裂和裂隙是常態，“和解”才是非常態，是奇觀。而借用文化研究的一句話，把非常態性打扮成常態性恰恰是意識形態構造的常態。
在近幾年關於孔子的闡釋中，李零的《喪家狗：我讀（論語）》及圍繞其展開的爭論也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李零將曆代對孔子闡釋和《論語》的讀法歸納成三種：把孔子和《論語》當作意識形態，替皇上把思想門，站言論崗，美聖近乎肉麻，這是從前科舉時代或者科舉遺緒的讀法；把孔子當成救世主，把《論語》當成東方主義的救世良方，這是新儒家們的讀法；當然，還有一種更不得人心的讀法，就是把《論語》當成包治百病的心靈雞湯。這其實也就是這篇文章中歸納的“大和解”背後的三個脈絡。有意思的是，曆史上不同時期出現的三種解讀方法，為什麼會在今天傾巢而出？這篇文章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但似乎又與此擦肩而過。
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魯迅接著說道：“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敬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樣的洞見在今天讀來仍讓人頭腦清醒。
【劉濤】本文主要從當下的一些文化現象入手，見微知著，得出結論：中國目前官方、知識分子、民間與孔子全麵“和解”，但其實各個派別之間裂隙依然存在。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應是起源於晚清這次中西全麵相遇，此後或盛或衰，或隱或顯，但從未中斷。孔子在晚清之後或得意，或失意，每次變化都關係著時代精神的根本變化。保守主義、左派、右派之間的分歧歸根結底在於以什麼方式治理國家。維新變法時，知識界圍繞變法與否分裂，舊派如葉德輝攻擊康有為“其貌孔也，其實則夷也”，未必屬舊派的張之洞也作《勸學篇》，標“中體西用”說，亦欲糾康有為之偏。較之於康有為，葉德輝是保守主義，其時爭論焦點在於是否真孔子。再如“五四”之時，圍繞是否“打倒孔家店”，又可區分新舊。陳獨秀、胡適等，新派；辜鴻銘、《歐遊心影錄》之時的梁啟超等可謂文化保守主義。其後新舊之爭依然存在，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錢穆可謂文化保守主義，1935年又有何炳鬆、薩孟武等人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