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迪納摩少年足球隊分別以11：0、7：3的懸殊比分，戰勝北京兩所小學足球隊。據稱，來自俄羅斯的這支少年足球隊，水平相當於專業體校球隊，且是俄羅斯聯邦區冠軍，而北京的這兩所學校才剛剛開展校園足球運動，學生並未受過專業訓練；若論同等層麵的較量，貝爐以另外兩場中俄少足對抗賽為準：與北京國安同齡梯隊戰成3：3，與北京八喜同齡梯隊戰成2：1。
無論如何，可以想象的是，媒體、輿論關注的隻是北京這兩所小學非專業球隊的失敗。這兩場性質單純的“友誼賽”的小失利，卻引發了軒然大波，被上綱上線，在整體上被敘述為一個中國少年足球潰敗、國民身體素質完敗的大故事。其對國人心理的衝擊，用白岩鬆的話來講，就是：“麵對這兩場失利，給我的打擊比中國國家隊失去世界杯資格還要嚴重，為什麼？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對於中小學生體質全麵下滑，早在1993年青少年問題專家孫雲曉發表的紀實文學《中日夏令營的較量》一文中就敲響了警鍾，震動過社會。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過去了，盡管2011年9月國家體育總局發布的《2010年國民體質監測公報》稱“自2000年以來，我國國民體質的總體水平在不斷提高”，但人們從經驗上、從情感上更願意相信情形依然無所改觀，甚至變本加厲，更為糟糕。體育設施不健全，體育教師不足用，學校、家長重文輕體，仍然是學校體育實踐中相當普遍的現象。中俄兩國少年足球隊的較量，無論專業、業餘，五負一平的戰績，這是再正常不過的結果了。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想必是多數人的心聲。國民身體素質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意義，這裏暫不討論，僅就體育而言，一般說來，競技體育的基礎在於大眾體育。但詭異的是，如同別的很多事情一樣，中國總是一個“例外”。我們的大眾體育積貧積弱，我們的競技體育成績卻趕英超美、蒸蒸日上。如果將“體育人口”定義為“每周鍛煉三次，每次鍛煉半小時”，2008年，中國的“體育人口”粗略統計占總人口的37%，這一比例在歐美發達國家則高達80%；換句話說，在歐美發達國家，體育運動已經成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無須特別倡導卻蔚然成風。與此同時，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高居金牌榜榜首、獎牌榜亞軍，距當年許海峰射下第一塊奧運金牌，實現“零的突破”，不過短短二十四年的時間。北京奧運會後，針對各方質疑，原中國奧委會秘書長魏紀中曾態度強硬地反問說：如果我們不是體育強國，誰是體育強國？
體育是什麼？怎樣才算體育強國？體育的真義究竟在哪裏？李娜法網奪冠、短道速滑隊內隊外群毆醜聞、原中國女子體操隊隊員桑蘭天價索賠案、原大運會體操冠軍張尚武街頭賣藝、中俄少年足球對抗賽一2011年體育界大大小小的事件，一次又一次迫使我們思考這些貌似簡單、自明的問題。
大滿貫冠軍與奧運冠軍
2011年6月4日，二十九歲的李娜奪得法網大滿貫冠軍。她是迄今為止第一個獲得大滿貫的亞洲選手。李娜的勝利，被人們視為運動員脫離體製後成功“單飛”的典型；李娜終成霸業，在很多人看來，似乎意味著勞民傷財、“金牌至上”、違背體育精神的“舉國體製”可以休矣，職業化發展大有可為。
毫無疑問，職業化、市場化是體育發展的大趨勢。中國的體育改革也已進行多年，有了本土的職業運動員、職業賽事，“舉國體製”為主、職業化為輔的雙軌製也基本成形。李娜的成功，便有人概括為：舉國體製培養基礎，單飛激發活力。
但是，職業化的道路是殘酷的。職業網球賽事中，據說隻有世界排名前五十位的選手，才能養活自己。李娜模式（雙軌製）、丁俊暉模式（個人單打獨鬥），無法在短期內成功複製。同時，從世界範圍看，職業化程度較高的運動項目，主要有高爾夫球、足球、橄欖球、網球、籃球、台球、拳擊、板球、網球、壁球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體育的很多優勢項目，如乒乓球、羽毛球，大眾喜聞樂見，參與範圍廣，都不在這個名單之列。這些項目的金牌，是不是就沒有意義？如果完全職業化，一些難以職業化的項目，如體操、舉重等，是不是就可以放任自流？一切向錢看、聽憑資本控製，是不是真的就會更有體育精神？
的確，對於中國體育，我們究竟想要什麼呢？女排前國手郎平談到自己在國外打球、執教的經曆時曾說：“中國、意大利和美國正好代表三種不同的體育體製，很難說哪一種更好，各有優劣勢。關鍵看你要什麼。如果你要輕鬆型的模式，自由發揮你的興趣，享受排球的樂趣，美國模式最適合你；如果你要通過高強度的職業聯賽來訓練，意大利的模式更能練兵；如果要拿世界冠軍，中國的體製比較好，經濟、人才、時間上都更有保障。”
中國這個拿世界冠軍的體製，就是通常所謂“舉國體製”，首先指的是競技體育領域。我國競技體育的“舉國體製”，簡單說，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體育事務，以計劃手段調配全國體育資料，其最終目的，是要在奧運會、錦標賽、洲際賽等國際重大比賽中拿牌，“為國爭光”。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的“舉國體製”無遠弗屆，是迄今為止最登峰造極的一次淋漓表演，它強行征用了所有的社會資源。
李娜奪冠後，中國羽毛球隊總教練李永波在接受武漢媒體采訪時曾說：“如果明年她在奧運會上獲得冠軍，那比現在更了不起。”很多人因此批評李永波無知，因為在網球賽事中，大滿貫冠軍的分量遠遠重於奧運冠軍。這些批評都有道理，但公允地說，李永波的立場也可以理解，因為在中國的體育主管部門看來，所有的國際賽事，最重要的莫過於奧運會。我們的競技體育管理體製，從根本上看，就是以在奧運會上拿牌為主要目標。我們隻能說，李永波心中最認同的還是“奧運至上”戰略——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在最近一年來的諸多公開賽事中，林丹多次故意輸球給隊友，幫助隊友增加積分，最終目的不過是幫隊友爭取獲得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參賽資格。抱有“奧運至上”想法的人，不是少數，其中既有追求政績業績的體育官員，也有民族主義情緒高昂的普通民眾。
就競技體育而言，冠軍隻有一個，爭金奪銀，心心念念“拿牌”，無可厚非。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男子四百米半決賽，繩肌斷裂後在父親扶持下、堅持跑完全程的英國運動員德裏克·雷德蒙德（Derek Redmond）盡管感動了世界觀眾，他個人卻認為本次奧運會對他來說是一次徹底的失敗，他曾說：“在我看來，世界上有兩種運動員，一種運動員參加奧運會隻是為了享受比賽，對他們來說參加就是勝利。可我屬於第二種，我參加比賽的唯一目的就是拿獎牌，我可沒時間去想什麼奧運精神，我腦子裏想的隻是比賽。”
但是，說到中國的“奧運至上”，背後關涉的不是個人的成敗，而是一個國家形象、國家榮譽的問題。這個問題大不大？重不重要？這裏，我隻能“代表”我自己談一些自己的感受。說到某一場比賽，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指責林丹讓球有違體育精神；但是，如果從中國羽毛球隊為征戰奧運而排兵布陣的角度看，我就開始百般糾結了。回顧最近幾屆的奧運會，明知金牌數量能夠說明的問題相當有限，但比賽期間，每天的頭等大事，便是著了魔似的掐著指頭點算今日進賬。實話實說，我這個人沒有太強的民族主義情感，很多時候甚至抵製這種非理性的激情，但是它潛藏在我身上。它在，始終存在，不管我自己是不是羞於承認此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