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出土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屬全國罕見，計有鉞、戈、刀、矛、鏃、戟、胄等10餘種，250餘件。其中一件長近70厘米的蟬紋大刀，刃部鋒銳，寒光閃閃，曲內戈彎曲的內部作成虎首形，圓目銳齒形象逼真，充分展現了百獸之王盛氣淩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氣勢。直內戈的內部，有的鑲嵌綠鬆石，青銅綠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將藝術與實用價值融為一體。被專家們譽為“中華鉞王”的兩件青銅大鉞，均為高、寬近40厘米的煌煌巨製。鉞體中部鏤空，露出兩排三角形銳齒，顯得威風凜凜。商代墓葬中隨葬青銅大鉞，以前僅見於中原少數幾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員或方伯一類上層貴族。這從一個方麵說明，新幹大墓的墓主人是個身份顯赫的人物。
新幹大墓出土的青銅工具共有140餘件，以農業生產工具和手工工具為主。器物樣式各異，種類頗多，完全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加工工藝需要。其中犁鏵的出土，意義尤為重大。先秦時期的青銅犁鏵，過去僅見四件傳世品，且都是戰國時期的遺物。經科學發掘的早期青銅犁鏵全國僅此一處，彌足珍貴。它的出土，給商代已有使用青銅犁鏵的犁耕下了定論。青銅農具的大量出土說明鄱、贛地區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銅農具的部族之一；青銅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們能窺見這裏當年以農為本的社會經濟，並向人們展示了手工業生產的發達和社會經濟的繁榮。
青銅器中，還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藝術品：伏鳥雙尾虎、雙麵人頭像和羊角麵具。虎通長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聳耳，粗項直腰，後垂雙尾，作屈足欲奔之勢；背部伏一小鳥，尖喙直頸，斂翅短尾，頗富生氣。虎與鳥和平共處，現實生活中難於見到，當為圖騰遺風。雙麵人頭像，兩麵五官具備，與人臉無異，頭飾雙角卻又類羊；下有方銎可裝柄，上有圓管可插飾物；其貌詭怪、猙獰、恐怖。它們的出上，初步可見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風貌。
玉器的數量、工藝、價值，在隨葬品中僅次於青銅器。計有完整器25種、100餘件，可分為禮器、儀仗、工具、用具、裝飾品、藝術品6大類，幾乎囊括了中國上古玉器的全部類別，足以說明當時此地的文明程度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它們的色澤以偏綠為主，灰色、米黃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質料，經初步鑒定，有和田玉、藍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獨山玉、青田玉，還有水晶和綠鬆石。其產地既有近鄰的湖北、浙江，亦有較遠的陝西、河南，甚至有遙遠的遼寧、新疆。這批玉器，還表現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線陰刻、陽刻浮雕、對穿鑽孔、器表拋光等多種琢玉技術，都非常嫻熟地應用於製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頸部環飾圈點紋為裝飾特點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壺、豆、器蓋等近20種，而以鬲為最多。一些陶器上還刻畫文字、符號，證明當時的文明已具有較高的水平。較之銅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技術，但由於它不易搬遷，又不變質，所以最能代表一個文化的性質。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與中原出土者有著作風上的相似之處，但沒有一件與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與江西本地吳城文化遺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為中原商代晚期，這與碳14測定的數據也非常吻合。
根據此墓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陶器的造型與紋飾，皆出與中原殷商文化遺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說明當年贛江——鄱陽湖地區的青銅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和浸潤。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紋飾、鑄造工藝，以及品類和組合，都表現出濃厚的地方特色，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創造的這支文化是與中原商文化平行發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與中原商文化關係密切、交流頻繁，但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可以斷定，當中原地區由商王朝進行有效統治時，江南的先民們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從墓葬規模、出土文物來看，這位墓主人也許就是這個王國的最高首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