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一個人的文章總能從某些方麵反映他的一些人生曆程和情性。
我是1956年考入四川大學曆史係，並從那時開始學習寫作有關專業文章的。1961年大學畢業被分配當宋史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做研究人員。由於當時特殊的曆史環境，我開始對寫文章失去興趣，不再寫作。1972年我主動離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回到四川德陽東方電機廠做中學教師，養家糊口，以度時日。隨著“四人幫”倒台，“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國政局發生了巨變。特別是被人們稱為共產黨的良心和一代人傑的胡耀邦同誌組織領導了真理標準、解放思想的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撥亂反正，翻開了中國曆史新的一頁。1979年底我調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重新開始曆史研究工作。1980年我又開始發表文章，這距1961年停止發表文章已近20年。1983年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即被推到曆史研究所所長、《曆史知識》雜誌主編和四川省曆史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的工作崗位上。我是一個在其位必謀其政的人，於是我隻能在兢兢業業完成行政工作之餘從事寫作。可以說，我一生中的學術成果幾乎都是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完成的。借此機會，我要衷心感謝曆屆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支持我工作的同誌，給我創造了和諧寬鬆的研究環境。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所寫的文章都是平庸之作。但人類的進步都是平凡的人辛勤勞動，代代積累、傳承才實現的。同樣，科學研究和文化進步也是作為個體的人，代代相傳，在不斷繼承，不斷創新中發展的。我在自己的某些研究領域，也曾獨辟蹊徑，為後人奠定了一點基石，把它整理出來，算是沒有虛度年華，是對社會的一點貢獻。
收錄在這本文集中的文章，今天已成為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我發表時的學術水平和對社會曆史的認識。我研究曆史，深知一個史學工作者最起碼的素質是尊重曆史、秉筆直書，不隱瞞、歪曲、偽造、篡改、美化曆史。對別人如此，對自己更應如此。所以，被收錄的文章，從題目到內容都完全保持原貌，不足之處未作補充，錯誤之處未作修改。隻是在陳小梅女士的幫助下改正了原刊印時的錯字並把某些引文中的夾注和文末注改為腳注，以求全書統一、便於閱讀。對注文不夠規範之處和已經發生變化的今地名都維持原狀，以求曆史的真實，供今人和後人批評指正，汲取經驗，推動學術文化的發展。
文集的文章，大多登載於國內學術刊物，也有登刊於台灣地區和日本學術刊物的，在目錄上都注明了發表的時間和刊物的名稱，便於讀者檢閱。其內容有研究全國性的文章；有研究四川紙幣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提高成都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文章；有研究四川茶業和馬貿易，促進川、藏民族關係，社會發展的文章；有研究宋代全國性的文章和研究宋代四川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文化等方麵的文章；有關愛國主義的文章，以及給某書籍寫的序言、前言、導言等等。
沒有收入的文章原因：一是發表時間久遠、難於查找；二是已被收入，但又被其他刊物登載，避免重複；三是有的長達三萬餘字，甚至四萬餘字，其中大部分內容已被我的其他專著吸收；四是與同仁合作共寫的文章；五是沒有公開刊登隻是內部刊印等等。但絕無隱惡之文故意不予收入者。
文章的排序，除大學時發表的兩篇文章排在前麵之外，其餘均根據內容的不同，而進行排列。
最後我想說明，出版這部選集還有兩個原因：一為把已寫文章作個小結，二為緬懷我深愛的亡妻。
我出生於1935年，已年近八旬。盡管我願遵循古訓“活到老、學到老、幹到老”，繼續為我的國家、民族寫作。但畢竟已步入黃昏之年，今後很難再寫更多的文章。所以決定把一生所寫文章選編成集，暫時畫個句號，以作總結。同時，我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與亡妻共同生活期間完成的。她於抗戰期間流落四川，幼年在孤兒院生活，養成心地善良的品質。一生愛雪中送炭、不願錦上添花。她生前是四川教育出版社副編審，曾組建職教編室，出版了許多優秀教材，為我省培養職業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我的專著《宋代四川經濟述論》、《四川茶業史》（與陳一石合著）、《宋代四川紙幣》、主編兼編著的《四川曆史辭典》、七卷本《四川通史》以及大部分文章都傾注了她的心血。她是我不少文章的第一個讀者，並提供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她與我在極其貧窮困苦之時，同舟共濟，渡過難關；而在富裕享樂之時，卻猝然辭世，想起來實在令人痛心、惋惜。我願把這一選集作為對她的緬懷和紀念，願她可以為此而含笑九泉。
最後，我要感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李後強、院長侯水平、科研處處長向寶雲、四川人民出版社黃立新社長的全力支持和陳小梅女士盡心盡責的幫助。沒有他們的關心和支持、幫助，本書是難於出版問世的。同時還要感謝四川省政協主席陶武先為本書題詞生輝。
賈大泉
201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