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1912—1996），滿族，原名曹漢文、曹京平，遼寧昌圖人。著名作家。1928年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曆史係，同年加入“左聯”，發表小說處女作《母親》。端木蕻良以磅礴的氣勢，獨特的情感視角以及多樣化的藝術手法著稱於文壇。
他的早期作品，著力於捕捉、展示東北大地的豐饒和東北人粗獷的性格。1934年完成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成為30年代東北作家群產生重要影響的力作之一。同時作為一位多產並且藝術特點鮮明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滿濃鬱的時代氣息，正如端木蕻良自己所說：“隻有皈依在那時代的主題下麵，向他做藝術的獻身，才能創作出結實的作品。”“文革”結束後，他以更大的熱情投入新時期的文學藝術創作，先後寫出了一批散文和文化隨筆，以及《曹雪芹》《江南風景》等一批小說。總的來說，他的作品經曆了創作題材由現實轉入曆史、創作心態由激情宣泄到審美表現、創作思維由關注政治經濟到關注思想文化、藝術風格由陽剛轉為陰柔的深刻轉變。
我們的祖先，把最早製成的排簫式的樂器，叫做“和”。由於它可以發出和聲來，因而得名。我也想到“琴”字怕也是由“吟”字轉化來的。幾根弦索就能發出吟詠聲來，而且，能高於人的吟詠！……古人從琴音裏，可以聽到撫琴人的心音：誌在高山，誌在流水……這兩種樂器有著崇高的地位。有關它們的神話和傳說，直到今天還在流傳著。
這兩種樂器的命名恰恰標出了人們對於藝術的覺醒。藝術和生活同在。生活越多樣化，藝術也就越多樣化。藝術反映生活，人們越向高級動物發展，也就越要求藝術。藝術描繪了生活之後，生活雖然過去了，而藝術的生命還在。人們早已不能見到瑪雅人的生活了，但瑪雅人的藝術，對後人還是充滿著魅力的。藝術的沉積層也正是生活的沉積層，在其中，我們甚至還可以找尋到失去的社會環節。
我曾發生過這種奇想：有朝一日，能到瑪雅人修築的殿堂前麵，親手敲敲他們的石像，聽聽它們發出什麼樣等差的聲音來。
人們在最初的黎明期，就和藝術結下不解之緣了。不同民族，早期的雕刻和繪畫，幾乎都是描繪漁獵場麵的。在沒有文字之前，繪畫不僅是藝術語言，而且也是應用語言。我國發現夏代陶器上繪製的“鸛鳥石斧圖”，正好說明這一點。石斧上還有一個“x”形的符號。我以為這個符號，就是“五”字。文字還在萌芽階段，繪畫已經相當成熟了。
這種例證，在文獻中還可以找尋出來。《山海經》原來就是有圖的，現在保存下來的，隻是它的簡單說明（包括後人附加的部分）。屈原作《天問》時，見到的圖畫，也是圖多於文的。或者，未附有文字。
直到今天，我們人民喜歡“圖文並茂”的書籍，就是曆史的繼續。藝術在生活中滋生著，不是真有個“劉三姐”，是“劉三姐”概括著人民生活麵貌，人們才創造出個“劉三姐”來。我看到四川一帶，在新中國成立前，還以“將軍箭”作為路標。路標最早叫做“蘇塗”。這在朝鮮還可以找到確切記載和實物。我國的門神：“神荼”和“鬱壘”，我認為就是“蘇塗”的“團音”字。中國的古式大門，塗的也多半是朱黑兩色，這也為我們提供很好的例證。“蘇塗”原是一根立木，正麵向南塗朱，背麵向北塗黑。南方屬陽所以是紅色，背方屬陰所以是黑色。這種路標也叫“將軍木”，是“將軍箭”的前身。這根立木，多半立在山梁上，作為行人指南的坐標，然後從這兒辨認出輻射狀的路線來。人們為了美化它，就把它刻成人形，紅的一半刻成男形，黑的一半刻成女形。兩個人永遠分不開，但兩個人又永遠不能見麵。可是，他們無論黑夜白天，風裏雨裏，都為行人指明方向。天長日久，人們對它寄予無限同情，便為他們的遭遇，作了人格化的解釋，這就是“梁祝故事”的最初來源。人們用自己的感情賦予梁坡上的柱台以不朽的生命。
長期以來，人們把生活和藝術分割了，使它們融合不起來。人們把商代陶器上印有絲織紋的圖案，看作是偶然黏附的結果，並不認為，這是最早印製技術轉化為藝術設計的表現，更不知道商代製陶人，恰恰都是女性。
總之，遠古藝術和生活是統一的。直到階級出現，出現了人壓迫人的社會，藝術才和生活遊離，才開始受到褻瀆。藝術本身要求大眾化。它隨著社會分化而分化，但真正的藝術又必然要在人民的手中完成。因為藝術的發展必然要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否則，就會被社會所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