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田本相的訪談選摘
曹禺（1910—1996），原名萬家寶，字小石，祖籍湖北潛江，生於天津，中國現代傑出的戲劇家。1922年入南開中學，之後加入了南開新劇團。1928年考入南開大學政治係。1929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係學習，畢業後考入清華研究院專門研究戲劇。他的第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話劇劇本《雷雨》便誕生於清華園。他還著有《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一生共寫過8部劇本。曹禺不僅能寫能編，而且還能演能導；他曾飾演過《雷雨》中的周樸園、《傀儡家庭》中的女主人娜拉等角色，導演過《日出》《原野》等。曹禺的戲劇創作不僅標誌著並促進了中國現代話劇的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極富想象力與創造力的實驗性的創作，為中國現代話劇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領域，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展示了多元的，自由創造的發展前景。
“現在是束縛太多了，也許領導的意思倒不一定是這樣，但是不知怎麼搞的，就使作家陷入圈圈裏邊。我寫《雷雨》時，也不怕人說，也不怕人批評，現在是多方麵的顧慮。我覺得創作是不能勉強的，是自然流出來的，不能勉強要表現四個現代化，要表現這個，要表現那個。一個作家要有藝術良心，要有責任感，要對人民有貢獻。相信他們會這樣的。條條大路通羅馬，條條大路通四個現代化。一個劇本、一部小說就解決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決，這樣是不行的，不能這麼幹。我搞了一輩子社會問題劇，總是覺得應該更深刻更廣闊地反映這個時代。”
1980年5月23日
“現在，我感覺有個很大的問題，無論是寫戲，寫小說，寫什麼東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是不反對的，應該有的；但是，這裏有個問題，現在一個戲，有個官僚主義者，另外有一批正麵人物是堅決執行法製的，於是乎兩種思想成了兩種人物，形成兩種對立的思想鬥爭，兩個人上台辯論一番，寫成一部劇。當然不是這麼笨拙的了，必然有一些曲折，有一些故事情節，有一些道理，無論如何是逃脫不了這麼一個套子。一方是真理，是正麵政治；一方是代表邪惡，不對的甚至是反動的那一麵，正的壓服了邪的，這樣成了一部戲。這種戲需不需要呢？當然需要，這就是現在的社會問題劇。……這樣一個寫法，是不是就等於寫出了好戲呢？是不是就寫出真正有價值的好戲呢？我是懷疑的，是很值得研究的。”
1980年6月22日
“所有大作家的作品，不是被一個社會問題限製住，被一個問題箍住的。應該反映得更深一些，應該反映真實的生活，但不是那麼狹窄的看法，應該把整個社會看過一遍，看得廣泛，經過腦子，看了許多體現時代精神的人物再寫；除此之外，還應該提倡能夠寫出更好的作品，那種叫人思，叫人想的作品。……但是叫人順著一條道想，順著作家規定的思路去想，把問題搞得很透，順著作家已經畫好的道去想，或者某些人指示我們的道去想，而不是叫人縱橫自由地、廣闊地去想，去思索，去思索整個的社會主義社會，去思索人生，甚至思索人類。一些作品，目前看來是好的，再發展下去，就不妥當了，把什麼話都說了。”
1980年6月22日
“我不大讚成戲劇的實用主義，我看毛病就出在我們的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上。總是引導作家盯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具體的目標上。這樣，叫許多有生活的人，有才能的人，不能從高處看，從整個的人類，從文明的曆史，從人的自身去思考問題，去反映社會，去反映生活。我們太講究‘用’了，這個路子太狹窄。對於文學藝術來說，實用主義是害死人的。……思想性，政治性，文藝和政治，它們不是兩個門戶，政治就在真實的生活裏邊，反映了真實，政治就在裏邊，就不要再定什麼題目了，就不一定在那裏高喊什麼政治口號、政治觀點了。……為什麼我們不能創作出那種具有世界性的作品來？《戰爭與和平》《複活》，在我們看來都有錯誤，虛偽，但確實有世界性。我們總是寫出那些‘合槽’的東西，‘合’一定政治觀念的‘槽’，一個蘿卜一個坑，這是出不來好作品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麼預先規定的主題。一定要講出有關於四個現代化，寫出一種人物也要合於四個現代化，《紅樓夢》也不是那麼狹窄嘛！”
——1980年6月22日“《蛻變》是發揮作用了，在國統區一些城市演過，在前線演過，在上海孤島演過，發揮了作用，傅作義也拿來演了。……這個戲當時演得十分紅火；但是這個戲，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隨著歲月的流逝，它卻被人遺忘了。所以，再一次證明，隻是寫出一個問題來，問題狹小到極點的時候，就很快被人遺忘的。雖然是寫抗戰，但視野太狹小，寫得不深，不叫人思，不叫人想，更不叫人想到戲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