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中國曾就中蘇關係問題表明，要改善關係，必須先滿足三個條件。美國就沒有那樣係統和那樣明確。美國的曆史畢竟比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都要短。因此，我們沒有用同樣明確的語言來表達我們的要求。但是我相信，從根本上說，美國所麵臨的問題與中國完全一樣。如果蘇聯願意在它目前的疆界內與別國共處，那就肯定可以找到做出某些具體安排的途徑。否則，如果我們聲稱我們可以在不作某些重大調整的情況下就能解決問題，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美國沒有好處，對直接或間接依賴於美國的人也沒有好處。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想談談首腦會談前夕的當前形勢，並提出幾點看法。如果像一位教授那樣抽象地分析形勢，人們就必須講出許多理由，說明為什麼他們認為一個緩和緊張形勢的時期對各方都有好處。在西方，人們常常把這歸結為蘇聯新領導的個性。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對受過一些馬克思主義訓練的聽眾強調客觀條件比個性重要。像蘇聯這樣的製度不可能產生和平主義的共產黨總書記。但是，我之所以認為蘇聯有可能出現尋求緩和的動機，是因為蘇聯社會麵臨著某些客觀趨勢，至少抽象地看，這是它必須著重關心的。在我看來，首先必須承認目前這種政府製度過分依賴於個人，尚未實行像中國近幾月、近幾年來所開始采取的那種輪換製度。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的爭奪領導權的鬥爭。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有一段安定的時期。第二個問題同蘇聯經濟的性質有關。經驗表明，完全由中央計劃機構管理，不允許權力下放，不讓下麵發揮積極性的經濟體製會使經濟停滯不前，無法實現社會的願望。在這方麵，又是中國的經驗給其他國家提供了或應當提供極其重要的借鑒。我個人認為，問題並不在於生產資料歸誰來掌握，而在於決策權是集中還是分散以及物質刺激在各級的作用。如果人們讀一讀蘇聯領導人就本國經濟問題在報紙和電台上向蘇聯公眾所說的那些話，那麼，就能理解在國際形勢緊張的情況下，蘇聯為什麼不願進行改革。所以，我認為，改善關係的客觀條件是存在的。在核時代，關於這種力量的許多傳統看法已不再適用，這就使問題複雜化了。在核時代，很有可能戰爭既無戰勝國，又無戰敗國，大家都打輸。而在戰爭結束時，卻記不清發生戰爭的起因。但是，情況肯定將發生巨大的變化。所有這些理由都說明蘇、美有達成某種具體諒解的可能性。然而，也還存在一些障礙：一是在美國有許多人傾向於把外交政策看做是精神病學的一個分支，他們因此相信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樣的，他們更喜歡治標而不治本的辦法；二是在蘇聯方麵，存在這樣一個問題--那些想搞經濟改革的人感到難以同時在外交政策上也采取靈活態度。所以，在蘇聯方麵，可能也有類似的傾向，即希望建立某種緩和的氣氛，而不去解決我們所麵臨的任何問題。在西方，常有人說當代壓倒一切的問題是軍備控製。在一定程度上，武器限製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改變國際緊張局勢的根源主要並不在於此，這也是事實。國際緊張局勢的根源在於政治衝突，在於企圖擴張勢力，企圖把單方麵的解決辦法強加於人。因此，我建議，首腦會晤必須解決三個基本原則，亦即三個已確定的根本問題：
一，地區性的衝突。隻要強國可以進攻弱小鄰國而不受懲罰，就不可能有和平。不能到處都推行勃列日涅夫主義，也不應當承認可以用輸入武器的辦法來加劇國際衝突的原則。因此，雙方都必須實行克製。作為一個美國人，我當然認為，蘇聯在超級大國中的侵略性要大得多。第二，兩個超級大國在相互之間的關係中，必須建立起某種體現互相克製的行動準則，並表現於具體的政治安排之中。換句話說，它們不應當威脅和平精神，也不應當相互進行威脅。第三點才是軍備控製問題，這一點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這一點涉及十分複雜的技術問題。我想強調指出：提出一些數字上的關係是容易的，而且很動聽，但實際上卻毫無意義。今天，對於蘇聯提出的雙方將各自的核武器裁減50％的建議，人們議論紛紛。但是，事實上雙方各有多達一萬個以上的彈頭。在沒有任何防禦力量的情況下，減少50％並不使形勢有所變化。如果原來是能夠毀滅人類20次，現在則是毀滅10次，這意味著並未發生任何根本性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