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華
父親早年的革命生涯及家庭生活
我的父親周榮鑫出生在山東蓬萊，那是個有深厚文化底韻的地方，傳統的書法和京劇很流行；這裏也是愛國將領戚繼光抗擊倭寇的地方，現在還保留著當年戚繼光使用過的軍港。父親從小勤奮好學，練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筆字，他還很喜歡唱京劇，老生戲唱的很像樣。靠著這一方水土的培養，父親有著豁達大度質樸溫和的性格和強烈的愛國情懷。在他十幾歲的時候，由於親友的介紹，我們仗義好客的奶奶在家裏接待了一個素不相識的流亡者，就是河北高蠡暴動的組織者之一，中共1927年的老黨員劉元士，暴動失敗後逃到了山東，住到了父親家。在他的幫助和指引下，父親第一次讀了《共產黨宣言》等書籍。從此之後向往革命，參加共產黨，為中國的解放和建設，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強烈願望就深深紮根在父親心中。通過劉伯伯的介紹，父親跑到北平，一邊求學，一邊找黨。在一二九運動中，他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抗日民族先鋒隊，後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他們近百人分組分批踏上了去延安的艱苦路程。沿途的艱難險阻，以及國民黨的攔截，使近百個青年真正到達目的地的隻剩下十幾人。到了黨組織安排的地點，坐上了紅軍外交部安排的汽車，同車28人，最有名的是作家丁玲，那是1936年，他們是第一批到達延安的知識青年。
父親終於到了他向往的革命根據地延安，受到紅軍外交部的熱情接待。經過考察了解，父親被分配到紅軍大學當學員，在陳伯達主持的馬列主義理論考試中，父親考了第一，就留在紅軍大學當教員。那是抗日軍政大學的前身。父親的年輕，和純真質樸、謙虛好學以及對革命事業的執著，使他與那裏的紅軍將領相處融洽，受到他們的喜愛，和他們結成了終生的友誼。他193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一名共產黨員。在延安，父親很得意的一件事是，在聯歡會上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領，唱了京劇《擊鼓罵曹》，飾演陳宮，痛斥奸臣曹操，他的演出很受歡迎。
抗日戰爭開始後，毛主席號召年輕幹部到敵人後方去，開辟抗日根據地。父親每次講起這段曆史時，都會對毛主席講話的號召力和文彩佩服無比。在講話中，毛主席引用了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文曰：“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即觸目春景皆天地文章也。父親以滿腔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情懷，參加了開辟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隊伍。而在父親的要求下，《春夜宴桃李園序》也成了我最早會背誦的古文之一。
父親性格開朗，在他講到晉察冀的行軍路上，衝破敵人的層層封鎖線，但我們從未聽他說過如何艱苦，如何困難，如何危險。他從無後悔，從無抱怨，他說的最多的是與他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們在前進途中的趣聞軼事。比如，一對知識分子夫妻——李舜琴和嚴立敏，都是高度近視眼，躲避敵人飛機時，看見一眼井，男的說，“我先下去看看，如果不深，你再跳下來。”結果，使勁一跳，裏邊居然沒水！男的趕緊說：下來吧，慢點。而我的父母在躲避敵人飛機時，碰巧藏在了一個樹洞裏，從此成就了他們一生的姻緣。
我曾聽母親講，第一批到晉察冀的二百多人的隊伍中，成就了十幾對夫妻。後來由於環境的變遷，特別是進北京條件變化後，很多夫妻都離婚了，最後沒有離婚的夫妻隻有四對，其中就有我的父母、李舜琴和嚴立敏，而活到現在的隻有鄭天翔和宋丁夫婦。
到了晉察冀之後，抗日根據地在河北阜平安營紮寨，我父母由彭真、聶榮臻證婚主婚結成了夫妻。1940年我的哥哥出生了，爸媽為了工作，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不得不把哥哥送給了老鄉撫養。在哥哥四歲的時候，沒吃沒喝，缺醫少藥的他離開了人世。1944年我出生了，媽媽劉克毅也要把我送給老鄉撫養。來接我的老鄉牽著毛驢到了家門口，爸爸抱著我掉眼淚不肯放手，於是我得以在父母身邊長大。就如魯迅先生所說，“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我這一生最早學會的一首歌，就是父母教我唱的晉察冀流行的牧羊曲，“早放羊，晚放羊，從早放到月東升，羊兒肥又壯，牧童餓斷腸，主人還笑牧童傷，小小的年紀沒有爹娘，就是有爹娘，又能怎麼樣？十年倒有九年荒，二十年的兵災失家鄉！”至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那憂傷悲嗆的旋律依然在我心中回蕩，從歌中我知道了人民的苦難。
前幾年，我專門到我的出生地阜平縣城南莊，憑吊了晉察冀抗日紀念館，拜謁了聶榮臻元帥的雕像，紀念館的館長接待了我。我告訴他，我的父母八年抗戰都是在晉察冀根據地度過的。他問我，你姓什麼？我說姓周，他馬上問：你父親是周榮鑫嗎？這一句問話使我深受感動，阜平人民還沒有忘記我父親。
是啊，我怎麼能不懷念這個地方？爸媽和他們的戰友們開創和建設了這個模範抗日根據地，這個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鮮血生命留在了這片土地上。日本鬼子對這裏的抗日軍民恨之入骨，多次對根據地進行了拉網式的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最殘酷的是1942年的大“掃蕩”，我們的幹部戰士不得不組成小分隊進到深山裏以避開敵人的鋒芒，保存力量以利反攻。我父親因任勞任怨，不怕吃苦的一貫作風，被派帶領一隊老弱病殘的隊伍到深山裏和敵人周旋。姚依林叔叔當時得了重病，我父親領著人抬著他在山裏轉了四十多天。在八年抗戰中，父親當過晉察冀黨校的教務長。行唐縣委書記，著名的抗日英雄、日本鬼子和偽軍喚作紅胡子李二（李向陽的原型）的，就曾經給我父親當過警衛員。解放後，他任大連軍分區副司令，在大連退休。我1986年還去看過他，他對我父親的深厚感情溢於言表，他說：你父親一個文化人，打日本可厲害了！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父親調任晉察冀邊區政府任秘書長。毛主席到晉察冀，我父親受派到五台山迎接，一路上安排主席的吃住和安全保衛，把主席平安接到了晉察冀。最後，黨中央和毛主席住到了西柏坡。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父親受派先一步進北平，與北平地下黨聯絡，安排黨中央和華北局進城事宜。母親說，我吊在爸爸的脖子上不肯放手，哭鬧不止，非要和爸爸一起走。當然鬧也沒用，爸爸還是走了。
建國初期父親給我留下記憶深刻的幾件事
進北京後，我聽父親說的較多的有兩件事，印象很深。一是他和北京地下黨的崔月犁接上頭，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多年的崔叔叔，終於盼到了解放的一天，終於迎來了解放區的親人，他忍不住激動的淚水，與我父親相擁而泣。因為多年後，他與我父親還有一次這樣的難忘情景。那是“文革”後期，他在監獄裏關押了好幾年，終於被放出來，見到我父親，見到了始終相信他的戰友，忍不住悲從中來，放聲大哭。他和他家人遭受的折磨屈辱委屈，在他最信任的朋友家中能夠放心地哭訴出來。
第二件事，1949年12月，我父親由毛主席簽發命令，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副秘書長。1950年，由周總理簽發任命，同時任全國編製委員會副秘書長。編製委員會給進京的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民單位安排駐地，安營紮寨。所有的部隊、政府及地方單位和人員都需要安排工作用房和住房。這項工作事務紛繁，工作壓力很大，每個單位和人員都是革命的功臣，都要安排好，這是一件複雜的任務，最後往往需要由周總理親自開會協調。父親參加協調會，是第一次在總理領導下做具體工作。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總理的記性特好，對幹部要求嚴格。每次開會前，父親都要把城裏現有的房產情況和要求住房單位的情況摸的一清二楚，否則在總理那裏很難過關。父親同時擔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副秘書長，在陳雲同誌領導下參加國民經濟恢複工作。後來他經常和我們談起在周總理和陳雲同誌領導下工作心情特別舒暢，交辦了任務十分放手，萬一有差錯他們又總是主動為下級承擔責任。他說，這樣的領導同誌走到哪裏都不需要調自己的人來，誰都願意跟著他們工作，但誰也不敢馬虎。當時薄一波同誌也在中財委，很信任我父親。前幾年，我去看薄老，90多歲的老人家思維清晰，記性特別好，他親口對我說，在中財委時，你父親曾對我有意見，因為薄老和當時的財政部副部長吳波把新搞出來的稅製方案，在沒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彙報的情況下，就先向黨外民主人士征求意見，毛主席為此批評了薄一波同誌。毛主席說：“經濟工作要陳雲同誌負責，但出了問題，我就要你薄一波負責，我隻找你說話！”薄老對我說，你父親是對的。
1951年到1952年，中國的大規模建設開始了，蘇聯援建的156項建設項目也在談判中，國家要成立建築工程部，我父親受派任常務副部長。為了方便他工作，特地給他提為行政六級，那年他隻有35歲。這段時間裏，我們很少見到他。他早出晚歸，經常出差，跑東北，跑蘭州，還到了蘇聯和東歐，忙得很。隻是後來聽說，為了使工程能經受時間和曆史的考驗，他虛心向工程技術人員學習求教，僅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圖紙，就和工程技術人員一起關起門來研究了半個月。156項建設工程，在他們的艱苦努力下，經過幾年的奮鬥，基本建成了。這些項目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起到了基礎性的重要作用。在建設過程中，父親和專家技術人員及廣大建築工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自己也成了專家。我記得父親曾經帶我去梁思成家，促膝談心。他們談什麼我不知道，隻記得梁思成伯伯非常熱情地一再要我學建築學，要我長大了一定要考清華大學建築係。但我當時還很小，對未來學什麼全無概念，我想梁伯伯對我的表現一定比較掃興，但他對我父親的友情和他們之間的互相尊重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親在建工部的業績我說不清楚，隻有兩件事難以忘懷。一是每次路過西城百萬莊，看到父親主持建造的建工部的大樓，經過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依然聳立在那裏，經受了時間的考驗；二是我們家建築方麵的書報雜誌有滿滿一屋子，這些書占用了父親的幾乎所有在家時間，在跳舞興盛的年代，父親從未進過舞廳，當然他也沒有時間和我們玩，沒有時間管我們。他是個非常用功，非常刻苦，勤奮學習的人。
在杭州留下的美好回憶
1958年，父親被調離建工部，到浙江大學當校長兼黨委書記。據說是因為1957年反右鬥爭後，大學成了重災區，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需要調整，所以要派一些有文化而又能和知識分子搞好關係的幹部去工作。還有一個原因，國家給浙江大學一筆投資，要蓋些像樣的辦公樓、教學樓、宿舍樓。父親就成了恰當的人選。
在浙江大學，調整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為我們黨贏得知識分子的信任是當時最為重要的任務。父親每次開會，都要把教授們請到前排就坐，對他們非常尊重，但要真正贏得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的心，還要有真本領。父親決定要在大教室開大課，講建築學，這件事在校園裏引起了轟動。一個土八路出身、初中尚未畢業的校長居然敢在高級知識分子雲集的大學裏開課，而且不是講政治，是講建築學，這在當時是聞所未聞。很多教授和老師們都被吸引去聽課，教室裏擠不下，連走廊裏都擠滿了人。父親的幾次課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既有理論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他為我們黨贏得了大家的心，他也得到了信任和尊重。一次，父親帶我去校醫務室去看病，短短的隻需走十分鍾的一段路，沿途幾乎所有的人都和父親打招呼，父親也和大家致意問候，基本上沒有顧得上理我。父親和學校的學生和教職員工的親密關係，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浙江大學另一件有意義的事，是他和學校的科研力量共同研製開發了雙水內冷發電機組，填補了空白，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表揚。劉少奇和陳雲都親自去學校參觀。毛主席也說，大學就要派周榮鑫這樣的幹部去。
浙江是文化藝術比較繁榮的地方，有名的采茶舞曲、紹劇《三打白骨精》和越劇《梁祝》，就是當地的文藝精華，受到毛主席的讚賞。我父親入鄉隨俗，也很喜歡這裏的戲劇文化。他最喜歡的是婺劇《牡丹對課》，一個看藥鋪的小姑娘，硬是把神仙呂洞賓給難倒了。活潑的舞姿，精彩的對白，美妙的韻律，使人讚歎不已。我們姐妹們也和父親一樣，愛上了越劇和浙江的地方戲。但回憶起來，真正和父親一起看戲也僅有一兩次而已。
在杭州的生活還是令人懷念的，那裏山清水秀，處處名勝古跡，我們玩的很高興，但是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仍然很稀少。隻記得他帶我們去過一次新安江水庫，因為新安江發電站的工程是父親直接參與修建的。他告訴我們，這裏的電直接供杭州和上海使用，還告訴我們為建這個電站淹掉了多少個縣，搬遷了十幾萬人民，這些人民為新安江電站的建設作出了犧牲和貢獻。
60年代前期父親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幾件事
1961年，父親被調到國家教育部任副部長，1962年調國務院任代理秘書長，1964年經人代會批準任秘書長。1963年我有兩件事和父親有交流，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一是我那年加入了共青團，父親對我表示祝賀，並引用了劉禹錫的陋室銘說，“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我們家的“小白丁”終於摘帽子了，還要努力爭取入黨啊！第二件事是我那年考大學，對於報什麼專業，父親曾和我有一次長談。記得父親和我對坐在沙發上，他耐心地和我一一梳理了文科的各個專業，詢問我對各個專業的看法和興趣，最後，父親和我一致決定要學經濟學專業。在哪個年代，多數人喜歡學哲學、曆史、文學和外語專業，經濟學不被看好，但15年之後，學這個專業卻對我的人生之路起了非常重要的決定性作用，我終生受益，為此，我永遠感謝我那深有遠見的父親。
周總理選擇國務院秘書長，除政治可靠外還有四個條件：一是要能自己動手寫國務院公告和文件，即有一定的文字能力；二是善於處理與各個方麵的關係，即俗話說的人緣好、脾氣好。國務院當時有16位副總理，還有幾十位部長，近十個直屬國務院辦公室，另還要處理與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軍兵種之間的工作問題，秘書長必須能協助總理妥善協調各方關係；三是秘書長要年輕，身體好，跟得上總理的工作節奏；四是級別不能低，越級使用老同誌會有意見。薄一波伯伯對我父親很了解、很信任，是他向周總理推薦我父親擔任這一職務的。父親出任國務院秘書長時隻有四十多歲，是當時最年輕的部長，他的虛心和對老同誌的尊重愛護使他得到了各方麵的信任。
父親上任後，使我們感到遺憾的一件事，是他下令取消了政協禮堂，每個星期六給幹部和其家屬們安排的電影晚會。那時，每個星期六晚上，政協禮堂都會上映最新的國內外電影，而到社會上公映往往會在半年到一年以後。父親對孩子們的優越感很看不慣。他說：把你們都慣壞了，搞特殊化脫離群眾，老百姓會對我們黨有意見的。在周總理的親自指導和要求下，國務院帶頭製定了關於用車住房等嚴格的規章製度，連開會喝杯茶都要交錢。對這些製度，父親都嚴格執行。我的小妹妹當時每天都要到醫務室看病，但不能坐父親的車，於是，父親就帶著她，天天步行繞北海一圈，進中南海北門去上班。步行上班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文革”開始後才不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