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脾氣好，平等待人，這一點在國務院機關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深得人心的。家裏的司機、炊事員以及來家裏修理水電的工人幹完活後，媽媽都會請他們到客廳坐在沙發上喝杯茶、抽根煙，一起聊天，對家裏有困難的人還會給予幫助。記得到五七幹校勞動前，還有國務院機關的工人同誌到家裏來借錢買大衣，父母和姐妹們都會盡力幫忙，有求必應，從不要償還。父母對工作人員的尊重和愛護，使我在很多年後，都享受到這些同誌的關愛和友情。1981年，我調到國務院體改辦工作，進了中南海。這些同誌聽說周榮鑫的女兒來了，都紛紛跑來看我，一個個親熱的不得了，並主動在他們力所能及的地方給我提供方便，使我深受感動。真如俗話所說，父輩積德，惠及子孫。
父親由於工作忙，經常會帶些文件回家看，有時我會偷看父親的文件，雖然明知如果被發現，會受到父親的嚴厲批評，但還是忍不住會溜到父親的房間偷看幾眼。一次，我在偶然偷看文件時，居然看到羅瑞卿在挨批，嚇了我一跳。羅瑞卿伯伯是我們非常敬重的老領導，他怎麼了？回到客廳想問父親，但看到父親沒有了往日見到孩子們時的慈愛和喜樂，而是坐在沙發上神色凝重，不發一言，悶頭抽煙，我終於沒敢發問。當時那裏會知道，羅瑞卿伯伯出事，正是“文革”的前奏曲？
在“文革”初期的風暴裏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像絕大多數天真的年輕學生和幹部子弟一樣，大家都真誠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參加到運動中來。當時很多幹部子弟都相信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回家問父親這個說法對不對？父親非常明確地說“不對！”但沒有人聽他的。直到各人的家長紛紛被打倒，大家都成了可教育子女，這才使大家醒過味來！
說“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一點不為過。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激烈較量中，社會動蕩、風雨飄搖，幾乎沒有哪一個家庭、沒有哪一個人可以躲過衝擊，即使是受到國家特殊保護的人，他們的親朋好友受衝擊也在所難免。中國古話形容兩種勢力的消長時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親身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會忘記，各對立派別的所謂正確錯誤，榮辱消長，幾乎三個月就一變，快的時候甚至三天一變！風雲變幻無常，狂風巨浪掃遍中華大地，肉體或心靈的衝擊和創傷幾乎遍及所有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家也經曆了慘痛的巨變，我們失去了最親的人、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回顧這段經曆，會使人感到揪心的疼痛。
“文革”初期，我父親經常受周總理之命，接見學生、做學生們的工作，也經常去從學生那裏救回被揪鬥的老幹部。毛主席十次接見全國的紅衛兵，部長們都要在天安門上陪同參加，否則就會被認為已被打倒，也就會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批鬥。所以每次開大會前，總理都會要我父親去核實各位部長們的處境，把被揪鬥的部長們找回來。一次去找被機械學院學生們揪鬥的一機部部長段君毅，隻見他正穿著唱戲的大紅袍站在台上挨鬥呢！父親氣得哭笑不得，忙向學生們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學生們還給周總理麵子，把段君毅放了回來。這樣的事情多了，惹惱了中央文革，說我父親是“消防大隊長”，他們終於對父親下手了。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一次六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江青在周總理毫不知情、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發動突然襲擊，點名說周榮鑫是西城糾察隊的後台，讓他站到台前來示眾。我們黨對犯錯誤的幹部曆來是有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一貫政策和傳統的，而當著六萬人的麵把一個部長叫到台前來挨批，這是對我們黨傳統作風的蔑視，是對幹部人格的侮辱，是典型的封建家天下的作派。更何況我父親並沒有錯，作為秘書長僅僅是忠實執行總理交派的任務而已。江青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所謂的敲山震虎矣！
平常我們見不到父親，他每天早出晚歸，一天隻能休息幾個小時，經常夜半三更又被叫走去處理緊急情況，可是那天下午四點多就回家了。回來躺在床上一言不發，我們忙跟進去問怎麼了？父親說，江青點了我的名！我去找總理，總理去林彪那裏了。在那個年代，我們都知道被炙手可熱的江青點名意味著什麼。我們圍坐在父親身邊，默默無言，什麼言辭也幫助不了父親，但大家也都知道周總理不會不管的。
隨著江青的公開點名，來抄家的學生也就要來了，周總理要我父親收拾好文件搬到中南海裏住，父親被保護起來，母親和我們姐弟也各奔東西，躲藏起來。我和二妹躲到四川成都，在一個中專學校住下來，放心不下父母，就天天跑到四川省委門前看大字報以了解北京的消息。一天，看到大字報上寫，江青又發狠話：“抓出西糾後台要槍斃。”我差點暈過去，回到駐地放聲大哭，堅持一定要回北京，要看看最疼愛我們的父親。我們不顧一切的跑回北京。看到家裏被學生們弄得亂七八糟，牆上、柱子上，都被學生們寫滿了“打倒周榮鑫”的標語口號。不過讓我們比較欣慰的是，父親還安全地住在中南海裏，我們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下來。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南海裏的很多住戶限三天內都搬出去了，北區隻住著周總理和李先念副總理。而為使被批鬥的部長們，有個可以安心吃飯睡覺休息的地方，總理就把部長們接到中南海裏住下。但即使在這裏，也不得不被造反派們揪出去挨鬥，我父親就成了這個避風港的聯絡員，每位部長在出去挨鬥時，都不忘叮囑我父親：老周，我到時不回來，千萬記住讓總理找人去要我！我父親惦記著這裏每一個人，關心著他們，總是要看著他們回來才放心。在中南海裏繼續當他的“救火大隊長”。當時賀龍和烏蘭夫伯伯被揪鬥的厲害，我父親受總理之命，把他們藏在西山的某處秘密房子裏。
但是隨著形勢的持續惡化，中南海這個避風港也不行了，部長們都不得不離開中南海，回到群眾中，在風雲激蕩的日子裏度過艱難的歲月。這時在中南海北區裏除了總理和先念伯伯家，就隻住了穀牧、餘秋裏和我父親三人，有時陳毅伯伯也在這裏住一下。穀牧和秋裏伯伯其實也不能做什麼工作，隻是能參加某些會議而已。在當時的新聞報道中，餘秋裏伯伯的名字經常排在最後，報紙常說：“參加會議的還有餘秋裏。”他們開玩笑，管他叫“餘還有”。父親和餘、穀三人，在中南海裏共同度過近兩年的歲月。即使在最艱難的日子裏，他們樂天的性格也難改，他們三人經常商量著要什麼好吃的，要喝什麼，就打電話叫家裏人送去。他們都愛喝茅台酒（那時茅台就四塊多錢一瓶），愛吃肉，還要喝咖啡，我們三家人輪流買了送去。因我們家離的最近，所以我們送的多一些。到中南海北門送東西，是我們姐妹們最愛做的事情了，因為可以見到父親。有時，他們三人會一起等在北門接東西，見到我們，他們會笑著問，“小姑娘，今天送什麼好東西來了？”
父親一生中與家人相處最多的一段日子
後來毛主席要幹部上五七幹校，學生要上山下鄉。全國人民都不得不響應號召，眾多家庭都在送別親人。妻離子散的悲情，被紅旗和口號聲掩蓋了。我們家七口人，分了五個地方：父親帶著二妹和隻有14歲的弟弟到寧夏平羅國務院五七幹校（那裏原來是個勞改農場）母親到河南；小妹到陝西延長縣；三妹到山西大同；我到天津靜海。一家人各奔東西，相隔千裏。父親這個人性格豁達，能夠隨遇而安，而且他一貫與同誌們相處融洽，所以比較讓人放心。母親卻實在受不了，本來身體就瘦弱多病，一想到歲數還小的孩子們，被分散到那麼遠的地方，都快犯神經病了。大約是在1970年左右，父親在寧夏得了心髒病，是心肌梗塞。周總理知道後，批示：“告周，安心靜養，穩定後回京治療。”總理的批示是我父親戰勝疾病的最大精神支柱，在國務院五七幹校及北京同誌的關懷照顧下，父親平安回到北京，住進阜外醫院。父親病好回家繼續療養的這段時間，因為沒有工作，所以是他一生中與家人子女相處最多的日子。
最令人難忘的是在沒有客人的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起背誦毛主席詩詞或古文詩詞。他經常會考我們經典的古文詞句，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是在那篇文章中的？作者是誰？他還會把《紅樓夢》中的章節回目拿來考我們，他說上聯，要我們答下聯。我們也會考父親，萬一他答不上來，母親和我們就會高興地哈哈大笑。我們還會一起唱歌、唱戲，父母都愛唱。我們最愛唱的是“我們在太行山上”等革命老歌，也愛唱京劇、越劇，父親還教我唱京劇《打漁殺家》，“父女打魚在河下，家貧哪怕人笑話，桂英兒把穩舵，父把網撒”。
和父親長年相處，他的豁達心態，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風，深深影響了我們。我們姐弟一個個無拘無束，天不怕、地不怕，思想解放，性格開朗，所以即使在最艱難的日子裏，在驚濤駭浪中，大家最後也能平安度過。
當時來我家的客人很多，王震伯伯就是常客。一次他向我父親訴苦說，他經常去看望各家老同誌，坐車去，國務院機關事物管理局每個月要扣汽油費幾十塊錢。現在幾十塊錢在有些人眼中不當回事，但那時工資低，又要交房租、水電費和暖氣費，還要幫助有困難、受迫害的老同誌和他們的親屬，實在很困難，要我父親想想辦法。我父親就給總理辦公室吳慶彤叔叔打電話，說王震同誌是為主席和總理工作，他的汽油費就不要收了。王震伯伯每次來我家，都會帶些信來，都是些遭受迫害的老同誌和他們的親屬寫給總理的，要我父親轉給總理。我父親和王震伯伯聯手就成了老幹部和總理的民間聯絡員，幫助解決了很多老同誌的困難。
在周總理的保護下，我們沒有搬家，父親也沒有扣發工資。所以，很多家庭受到衝擊的孩子們，包括一些外地省委書記的孩子們，來京時就吃住在我們家。據家中保姆粗粗統計，平常日子裏，在我家吃飯的外人，每月就有近百人次，有一個月甚至有207個人。我們家挨著護城河，可以釣魚撈蝦，院裏有棵大棗樹，每到棗子熟了時，孩子們上房摘棗，把房頂都快踩塌了，但父母從來不生氣，和各家的孩子們一起歡樂。而且對父母仍在監獄裏或仍在挨整的孩子格外關照，給他們溫暖和希望。有些孩子因父母沒有解放，自己表現再好，也不能進大學，我父母就找關係，親自為他們擔保送他們進大學。我們家大門從不上鎖，孩子們來去自由，一些正在挨整的老同誌的夫人親屬也都可以長驅直入。在外界政治的狂風暴雨中，這裏成了孩子們的避風港和樂園，也使那些受到衝擊的老同誌的親屬們得到安慰。
父親“解放”了
1972年，毛主席點名要四個人寫檢查，有胡耀邦、林乎加、蘇振華和我父親，檢查通過了就分配工作。用當時的習慣用語，就是要“解放”了。但是這些人脫離工作已經很長時間，連社會上流行詞彙都不知道，我們這幾家的子女們就發揮了作用。我父親和耀邦伯伯，我和胡德平，就一起商討該如何寫這個檢查。耀邦伯伯有骨氣，堅決不承認犯了“走資派”錯誤，而且要我父親翻西城糾察隊的案。父親和我斟酌再三，此事涉及總理，不能把責任搞到總理頭上，父親為此承擔了責任。大家的檢查交上去了，我父親的檢查據說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肯定。中央把他的檢查發給各地方，給各位該解放的老同誌當樣板。其實就是想解放大批的老同誌，準備逐漸讓他們恢複工作。
1973年，吳慶彤叔叔來告訴父親，按照總理的安排，辦公室已經準備好了。爸爸興奮地等著回到國務院上班，但是科學院長郭沫若找總理點名要他去科學院主持工作，周總理駁不過郭老的麵子，讓我爸爸去了科學院。到科學院遇上建設高能所等新的工作，楊振寧和李政道建議的方案不同。如同當年在建工部，他又開始聚精會神地聽專家們討論，參與決策。他經常拿回家一些關於加速器、激光、核物理的參考材料要我愛人仔細看。因我愛人是以百分製平均95分的成績考上中國科技大學並以全5分的成績畢業的高才生，所以經常給父親當科技顧問。父親要他把基本原理給他說明白，討論清楚，才有把握參加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會和中央的專委會。
陳雲同誌的夫人於若木也在科學院工作。於阿姨在“文革”初期寫了江青的大字報，揭發江青奢侈腐敗，被造反派揪住不放，開除了黨籍，下放在植物園勞動，不許回家。我父親就找了造反派做工作，耐心地告訴他們，於若木同誌是個非常正直的人，她寫的大字報並沒有給誰造謠，她說的、寫的都是她親眼看到的事實，說實話沒有錯，所以應該恢複她的黨籍，恢複工作。經過多次苦口婆心的說服工作，於阿姨被恢複了黨籍，允許回家。父親親自到陳伯伯家向伯伯彙報，陳伯伯對這樣的結果心裏感到寬慰，但他老人家仍然很嚴肅地問我父親：她可以回家了？她恢複黨籍了？她可以看黨內文件了？對這些問題我父親一一給予肯定的答複，陳伯伯終於笑了。父親後來向我們說起此事，他對陳伯伯這樣一位老共產黨員，這樣一位黨中央的副主席，如此遵守組織原則，如此遵守黨的紀律，真是由衷的敬佩、尊敬和熱愛。當時我們兩家住的很近，孩子們經常一起玩，父子兩輩人的友誼非常深厚。他們家上上下下的廉潔和自律的事跡我們了解很多，對他們是真誠的敬重。
1973年我母親去世，當時弟妹歲數小，都在外地當兵工作，津貼很少，隻有我和我愛人在家照顧父親，支撐這個家。家裏少了母親的工資，登時捉襟見肘。原來第三屆人代會前，中央決定幹部提職不提待遇，我父親十幾年來，一直到最後都執行這條規定。作為正職，家裏的客廳和辦公室或書房、車庫可以不交房租和暖氣費，而我們家從來沒有少交過一分錢。父親的藥費自費藥每個月也要50多塊錢，家裏人來客往，吃飯的人沒有減少，搞的我實在沒有辦法，隻好去找吳慶彤叔叔，希望他少收我們家點錢。但是父親知道我去找吳叔叔後，立即打電話給吳，說：“少華找你做什麼了？她說的事你不要辦！”我白費了力氣還挨了批評。父親堅持原則，不僅對自己要求嚴格，也敢於對別人執行規定。記得三屆人代會後，有位剛升任副委員長的同誌，他的秘書給我父親打電話，要求離京時給他的首長掛公務車，我當時就在旁邊，隻聽父親說：“中央有規定，提職不提待遇，你的首長也不會同意你這樣做，你還是不要給他添麻煩了。”
父親1975年就預先報告了京津唐張一帶可能有大地震
當時國家地震局歸科學院管，也由我父親領導。從1974年下半年，家裏牆壁上就掛起兩張地震形勢圖，他回家經常研究地震局的材料。他說，地震局長是個老同誌，人很好，可是有個毛病，一開會就睡覺，所以不得不多留心一點。他還回憶當年陪同周總理到邢台地震災後現場的情況，他說，震前的預報，一方麵一點都馬虎不得；一方麵又不能驚擾群眾。在海城大地震前，金遼海蓋一帶大大小小前震不少。但一些權威人士認為，1969年渤海地震後遼南50年內無大震。北京地震隊耿慶國提出遼南1-2年內有7級以上地震。爸爸不放心，把耿慶國請到家裏來，讓他講道理。耿慶國把曆史上北方地震與旱象的聯係講了一遍，又講了近期的旱情對比，認為遼南近期要發生7級以上地震。雖然有些同誌反對，例如認為旱情不能明確指出震中在金遼海蓋，但爸爸還是向國務院書麵報告遼南1-2年內可能發生6級以上破壞性地震，並要求當地地震台站加強觀測。在地震發生的前一天把國家地震局長派到沈陽，要求遼寧省出麵組織群眾出來避震，由於天寒地凍，怕群眾回家，要求基層放電影吸引群眾到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