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14日海城7.3級大地震，那裏的房屋有57萬間，震壞48萬多間，占84%多。在這樣嚴重的地震災害麵前，許多極震區的公社傷亡很少，甚至無傷亡，全震區死亡率為0.22%，僅有千人左右。地震局和各級政府傾注了大量心血。海城大地震之後，各地天天報來情況，如唐山化肥廠發現地光，通縣井水含氡量變化等。爸爸每天都仔細聽、仔細看。後來耿慶國又分析京津唐張一帶直到山西介休，旱情在繼續擴大，提出1-2年內京津唐張有7級以上地震。爸爸1975年1月已經到教育部上任，但科學院的工作一時還交不出去。在離任前他不放心各地地震台站連不起來，成立了京津唐張地震協作組，並在離開科學院前親自簽發給國務院的最後一份報告裏，清楚地報告說明京津唐張1-2年內可能有6級以上破壞性地震。可惜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地震局的造反派批判京津唐張協作組是我父親搞的“條條專政”，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強行予以解散。90年代我還從國務院找到這份我父親簽發的關於京津唐張地震預報的報告，李先念伯伯簽發批轉了該報告，要求有關省市和部門注意。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級地震，傷亡慘重。我父親當年4月已經被“四人幫”迫害致死，沒有見到唐山地震。我曾到地震現場支援當地圖書館挽救圖書，親眼見到屍橫遍野的慘象，忍不住為父親慟哭，感慨父親一輩子兢兢業業地貫徹總理的指示，為人民負責，結果卻英年早逝。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後來接替我父親到科學院任職的也是非常負責的好同誌，但是在“四人幫”掀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中，被整得根本無法工作，加上唐山前震比海城少，沒能及時疏散群眾。所以，唐山地震的慘劇，“四人幫”有不可推卸的罪責。
在唐山地震25周年時，我愛人為領導起草講話稿。他回想海城和唐山地震工作的一成一敗，回憶父親在處理海城地震時的經驗和做法，在國家地震局提供素材的基礎上歸納提出要建立監測預報、震災預防、緊急救援三大工作體係，受到領導認可和讚揚。我們心中感到這又是對父親的一次悼念。
危亂見堅貞，倔強對奸佞
我父親脾氣好，但也敢於堅持原則，堅持真理，不怕得罪人，在大的原則問題上，他的脾氣也很倔強。共產黨人寧折不彎的特質在他教育部長的崗位上，充分體現出來。
在籌備全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草擬政府組成人員名單時，周總理提名，要我父親任教育部長。
周總理提名周榮鑫任教育部長是師出有名的。為了教育部長的人選，政治局經過30多次會議的爭論，直到毛主席親自點頭，才最後定論。
我還記得，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前一天，我和父親坐在家裏沙發上聽廣播，宣布政府工作人員組成名單，當念到我父親任教育部長的時候，我對爸爸說：我就猜到會讓你幹這個工作！可要小心點。蘇聯的農業部長，中國的教育部長，都是要當替罪羊的！爸爸說：不但要幹，還一定要幹好。因為華國鋒轉告過父親，是周總理提名推薦的。我相信父親一定會這樣做的，但我沒有想到，親愛的爸爸會以身殉職，死在這個崗位上！
鄧小平同誌主持工作，小平伯伯的工作風格剛正不阿，雷厲風行，大刀闊斧，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在小平同誌領導下，各項工作的整頓很快見到轉機。我父親堅定地貫徹小平同誌的指示。在教育戰線他大聲疾呼，直言批判“四人幫”的讀書無用論，提出對知識分子狀況的估計，要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情況，做出符合實際的調整，不能一講知識分子就一概當作資產階級。現在，大部分知識分子都在為社會主義建設辛勤勞動。他說：“過去隻講學文化，現在不講學文化。一方麵要搞四個現代化，一方麵又不要文化，這怎麼行？”“這幾年有個最大的危機，我們教育部門就是不讀書。教育戰線的形而上學很猖狂”。他親自到上海複旦大學召開座談會，貫徹毛主席和周總理關於加強基礎研究的指示，要求大學招生要經過文化考核。毛遠新借著張鐵生交白卷製造了個“朝農經驗”，要求大學生“社來社去”，畢業後必須回農村。我父親回家說，毛遠新的“社來社去”簡直是脫了褲子放屁！難道農民的孩子就不能進城？大學畢業生應該哪裏需要去哪裏。為了讓更多農家子弟上大學，他提出在中小學10年製的基礎上再學2年大學基礎課程的想法。他還和大寨郭鳳蓮同誌商量，準備在山西昔陽搞10年製加2年讀大學的試點。為了人民的教育事業，他嘔心瀝血，仔細聽取教師和社會各界的意見，表示絕對不能讓教育拖了四個現代化的後腿。遲群等人組織他們在教育部安排的人把我父親的言論都記錄下來，出了一本厚厚的周榮鑫黑話集，斷章取義，極盡歪曲之能事，向毛主席告黑狀，搞秋後算賬。
我父親的一係列講話，代表了教育戰線廣大幹部和師生員工的心願，深受幹部教師的讚成和擁護，也大大地觸怒了“四人幫”。時間不長，“四人幫”開始反攻倒算。他們說，這是“右傾翻案風”。胡耀邦、周榮鑫、萬裏、張愛萍都是“右傾翻案風”的黑幹將，鄧小平是風源。
在和“四人幫”的激烈鬥爭中，我父親又一次得到周總理的關懷和支持。當時，周總理重病住院，多時見不到總理，父親非常惦念。有一天，父親下班回家，告訴我說：“明天周總理要接見聯合國教科文總幹事姆博，要我陪見，並要我提前一小時到北京飯店等候。總理安排提前見我。”聽了這個消息，我們和父親一樣，又激動又盼望。那天，我們和父親聊到很晚。我們在想：總理的身體怎麼樣了？我跟爸爸說：請總理不要隻找西醫，最好找中醫看看。中國的中醫還是有些辦法的。吃些中藥調養調養，會好一點。我還對爸爸說：替我問總理好！
第二天下午，爸爸兩點鍾走的，5點多鍾回來的。我們迎上前去，把爸爸擁進了客廳。一進了客廳，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問爸爸見總理的經過。爸爸緩緩地告訴我們：他到北京飯店不一會兒，隻見總理的司機來接他，熟人見麵，格外親切。他坐著總理的大紅旗車，來到總理的駐地。一進病房，總理非常高興，叫：“大姐快來，你看看是誰來了？”鄧媽媽來了，其他所有的熟人也都緊跟著跑了進來，秘書、侍衛長、護土、醫生，一群人把房間擠的滿滿的，大家七嘴八舌，問長問短，又親切又熱鬧。爸爸臉上閃現著幸福甜美的神態，說：“就跟又回到家裏一樣。”等大家一陣親熱寒暄過後，總理揮手請大家退出，開始詢問爸爸的工作情況。爸爸向總理彙報了他在科學院和教育部的工作，彙報了遲群等人的幹擾和破壞，彙報了自己的做法。又見到了最了解自己，最關心自己的總理，他怎麼能不向總理傾訴情懷？麵臨著又一場尖銳複雜的鬥爭，他怎麼能沒有總理的理解和支持？總理聽完後，明確表態同意我爸爸的觀點，說：你在科學院和教育部的工作，做得是對的，處理得很好！總理囑咐他要注意和遲群等人的關係，當心一些。
我父親又說：我看總理精神還好，就是又瘦了許多。我勸總理吃中藥，用中醫調理一下，也許會好一些。但總理卻對我擺了擺手，說：讓他們治吧。
有一些在北京工作的老同誌來提醒父親說，遲群等人整理了你的黑材料，已經報告給毛主席，要小心。1975年10月，當我父親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訪問紮伊爾和毛裏塔尼亞回北京那一天早晨，廣播了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四人幫”正式向周榮鑫興師問罪了。那天晚上，我到機場去接父親，告訴父親說：兩報一刊今天給你致“歡迎詞”了！回到家裏，爸爸心情沉重地說，他們是打隔山炮。
從此後，爸爸又開始了他挨批鬥的艱難生涯。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及其他一些地方，批判周榮鑫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不管是誰說的話，隻要不合“四人幫”的意，都記在我父親的帳上，大字報主要點周榮鑫的名。因為當時毛主席還沒有說話，他們對小平同誌多少還有些忌憚，還不敢放肆地明目張膽的攻擊。作為教育部長，我父親自然成了主要攻擊目標。我父親心髒病很重，還要被迫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看那滿紙的充滿火藥味的漫罵攻擊之詞。現在想起來，如果是一位在“文革”中，多次挨鬥久經沙場的同誌去看這些大字報，去看這些胡言亂語，也可能生氣之後會付之一笑。但偏偏是我的父親，我父親在整個“文革”中，一直在周總理身邊，一直受到周總理無微不至的關心愛護。除了江青和極少數人向他開火以外，他得到的是總理和陳雲及小平同誌的關懷。他真誠地相信真理，相信黨的政策，相信人都是要講道理的，相信共產黨員是有人格、有品德的。他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是反感的。但盡管如此，他也沒想到共產黨裏會有遲群這樣的無賴。他沒有見過像遲群這樣的人，因為沒有當上教育部長，喝醉了酒，撒酒瘋，把被子燒掉，滿院子瘋跑。也沒有見過像遲群這樣的人，在堂堂的國家政府機關大樓裏，居然派了那麼多人，隨時偷聽偷記他的講話去打小報告，以備秋後算賬。他更不能相信也不願意相信，毛主席會聽信那些小報告。看了那滿院子的大字報，我父親心情非常沉重。他不是為了自己而委屈難過，他是為了黨的事業擔憂。
在大字報圍攻的同時，“四人幫”不放過我父親，張春橋找我父親談話，逼我父親承認錯誤，逼他交待問題。張明確表示，隻要把上麵的關係說清楚，你就可以解脫。張的意思太清楚了！他們的矛頭是指向周總理，指向小平同誌。但我父親寧願自己承擔一切責任，也決不上推下卸。兩個小時的談話過去了，我父親和他頂得麵紅耳赤，張春橋一無所獲。我父親和張在激烈的爭論中，堅持要執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而張春橋也說出了他的名言：我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最後，張春橋生氣地說：“你這個人真固執，九頭牛也拉不回來！”可想而知，在這次談話之後，我父親的日子更不好過了。
我清楚的記得，一天晚上，我們黨的一位老同誌給我父親來電話，是我接的，我一聽他的大名，趕緊把電話給父親。隻聽父親說，您不要來看我，還是我去您那裏看您吧！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並沒有見父親去看他，我追問父親，為什麼不去看他？父親說：他要和我商量寫檢查，我不寫！
在極大的政治壓力之下，朋友們都不敢上門。而在這個時候，卻恰恰是父親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一天晚上，父親讓我和二妹妹去看看王震同誌。他說：去看看你胡子伯伯，向他請教，問問他該怎麼辦？那天晚上，我和妹妹騎自行車找到了胡子伯伯家。胡子伯伯聽說我們來了，大聲叫請，並親自到客廳門口接我們。看到我們進來，他一手拉著一個，就像見到受了極大委屈的親女兒一樣，把我們姐妹拉到沙發上、坐下，一邊招呼人給我們倒茶，一邊忙著問：你爸爸怎麼樣了？告訴他，黨了解他，信任他！叫他放心！當我們問到要不要寫檢查時，王伯伯凝神想了想說：對毛主席的批評意見還是要檢查的。同時，伯伯又抑製不住滿腔的怒火，大罵那些人，就是要把中國攪亂！王伯伯甚至氣得說：我要到天安門自焚，向他們抗議！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在我父親最困難的時候，是王震伯伯給了他最大的支持，給了他堅持真理，堅持鬥爭的信心！回家後，我們把王伯伯的話告訴了父親，父親熱淚盈眶。父親說：寫檢查也隻寫自己的問題，決不把責任上推下卸！在幾個月連續遭圍攻，挨批鬥的情況下，還有什麼比同誌如此的信任和關懷更珍貴的呢？
其他老同誌也以各種方式表達了他們的關心。我記得童小鵬叔叔打電話，問我父親怎麼樣了？我告訴他說：“這回是大家撒籽，我們一家開花。”因為幾乎所有的老幹部都支持小平同誌的整頓工作路線和方針，這就是大家撒籽；而“四人幫”當時重點整了四個人，即胡耀邦、周榮鑫、萬裏、張愛萍。而我父親在教育戰線是首當其衝，成了他們重點批判目標，清華、北大滿院的大字報都點名批的是周榮鑫，這就是我們一家開花。他們目的很清楚：既“打”了鄧小平，又刺激了在重病中的周總理。
永生難忘的一幕
1976年1月8日上午，有人打電話來說：總理逝世了！“春蠶縈繞千萬縷，已為人民吐盡絲！”我們的心一下揪住了，大家坐在那裏發愣發呆。回味起總理的音容笑貌，回憶起敬愛的周伯伯對我們全家那麼多的關心愛護，我們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滾了下來。
4月5日清明節。人民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上自發地悼念總理，寄托哀思，發泄著對“四人幫”的仇恨和怒火。但人民群眾的反抗和怒火並不能使“四人幫”收斂一點。教育部在遲群一夥把持下，鬥我父親越來越狠。明明知道他有心髒病，卻連續十幾天開批鬥會。天天三班，上午、下午、晚上，大中小各種類型的批鬥會接踵而來，他們是非要置我父親死地而後快。
4月12日上午，我父親在批鬥會場上突然昏迷不醒，當時的衛生部長劉湘屏卻不許父親住醫院，說什麼北京醫院不能成為走資派的避風港！父親就在批鬥會場的地板上躺了四個多小時，昏迷不醒而得不到救治。劉湘屏還說：進北京醫院要有“政治局委員批準”，而上午時分正是他們睡覺的時間。我眼看爸爸躺在地板上而得不到救治，心急如焚，我揪著周宏寶的衣服領子逼他打電話向中央彙報。最後還是吳慶彤找到紀登奎批準，華國鋒也批示要全力搶救，我父親才住進醫院。但是已經晚了！來不及了！在這個痛徹心肺、肝腸寸斷的時候，怎麼能不想起敬愛的周總理。他老人家要活著，怎麼能容忍見死不救的事情發生？他老人家要知道我父親病危，怎麼會袖手不管？想想周伯伯在世的時候，有多少次救過我父親的性命？周伯伯去了，還有誰能再千方百計地保護關心我父親？還有誰能再救救我的父親？在“四人幫”橫行猖獗的時候，大批正直的同誌都被整得有口難言，憤憤不平，卻沒辦法說話。我父親被迫害去世了，至死也沒有說一句對不起黨的話。他隻活了59歲。他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他的秘書、司機、警衛員、炊事員流著熱淚和我們一起與父親最後握別，給他送行。他的秘書許永躍握著他的手，一直把他送到太平間。那悲傷的一幕，我們永生難忘！
父親的骨灰盒在家裏放了一年多，直到1977年8月28日，才給他平反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敬愛的小平伯伯、陳雲伯伯、先念伯伯等一千多人參加了追悼會，他們來向一位堅貞不屈、寧折不彎、以身殉職，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共產黨員表達最後的致意。
趙樸初同誌在追悼會上，送給我們一份他親筆給我父親寫的哀詞，表達了廣大黨員和群眾對我父親深深的敬意和思念：
竭忠為國謀，樹人以身殉，
危亂見堅貞，倔強對奸佞。
齎誌世所傑，促年眾所憤，
澄清昭有功，祭告應無恨，
學子勉毋忘，望風益思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