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消瘦了許多，母親全身浮腫。親人能死裏逃生再次相見，大家都流出激動的淚水。父親文革前住著相鄰的兩套房子，一套是兩居室的，一套是三居室。目前兩居室的那一套分給別人了，三居室的一套，有一間分給另一家文革積極分子。父母和弟弟三人擠在兩間房內。因隔牆有耳，親人隻能無聲而泣，小聲說話。
母親說文革開始至今已經曆了多次地毯式的抄家。在“砸爛公檢法”以後，紅衛兵對各家各戶均可自由出入。以“破四舊”、“查黑材料”等等名義，全部值一點錢的東西通通一掃光。母親還說她患上了結腸潰瘍，便中有血，每天大便十多次。運動初期父親被以“反動技術權威”的名義給專政了。無知的小青年和孩子們向這個無助的家庭扔石頭，所有玻璃窗都打碎了，母親隻好躲在廁所裏，因為廁所沒有窗戶，石頭砸不著，又說如今好多了，各派隻顧武鬥了，玻璃最近才裝好。
父親說他多次陪鬥，身上掛著“反動技術權威的牌子”，當時他已年近八旬，再加上父親親自教授過的學生的暗中“保護”，沒有受皮肉之苦，陪鬥時也是坐在椅子上，父親是一個樂觀的人，還笑著說：“坐著陪鬥”當時是最高待遇。但當父親談到自己的朋友的悲慘遭遇時卻泣不成聲，還用手絹捂著嘴怕隔壁聽到聲音。
父親說：“你估計這場運動怎麼收場”，他說：“我相信大亂以後必有大治。這一切一切不會長久繼續下去的。”他還說：“我相信我們的民族，這是一個不屈的民族啊！”父親很激動，說：“我也相信有大治的一天，但願咱們能活到大治的到來。”父親歎口氣，又說：“你母親情況不大好，我真擔心她等不到那一天”，又說：“最近還有個不好的預兆，你媽媽給我做了好幾條棉褲、棉襖，好幾雙棉鞋。我問她做這麼多幹什麼？夠穿就成了。你媽媽說：‘我死了誰給你做？’原來父親習慣了穿母親做的棉衣，在他記憶中好像父親沒穿過皮鞋，總是穿母親做的布鞋，冬天穿母親做的棉窩。父親又說：“你母親幾乎沒過上一天好日子，我寧可用我的壽換她的壽，讓咱們大家都看到大治那一天。”說著眼圈紅了。
熄燈以後，父親突然問他：“你後悔當年因說了那幾句話打成了右派嗎？”他說：“後悔，也不後悔”，父親又把燈打開了問：“這話怎麼講”，他說：“我當初不說，我會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自私未能對祖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會自我譴責，而說了，卻沒想到是這種後果。現在看來我太幼稚。”父親歎了一口氣又把燈關了，這一切還都曆曆在目。
第二天清晨，全家商議給他兩個任務，第一是陪母親看病，第二是到上海去看一次叔叔，父親說：“你叔叔情況很不好。”
他當天攙扶著媽媽，碾轉幾次公共汽車、電車到了醫院。文革期間多數老醫生均屬“反動技術權威”、資產階級臭老九範圍，靠邊站了，年輕人負責診斷。那時看病要拿戶口本，屬九種人範圍的被拒之門外。掛號時他拿出戶口本，負責掛號的女士看了戶口本，戶主欄上寫著潘承孝，職業是教授，正在猶豫之間，他趕忙說：“這位老太太是我媽媽，她是早期革命烈士惲代英的後代，老太太病重，您給掛上號罷，下次再來時我帶烈屬證來”，旁邊還有個護士看了他母親浮腫的臉，對掛號人說：“你給掛上號吧”，這樣他們才進了候診室。
看病的是一個大約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簡單的問了病情後，提筆就開藥方。他趕忙說：“是否化驗一下大便，可能便中有血”，年輕人說：“不用了，吃幾付藥下去也許就好了，不好再來”，他還要再說話，那位醫生已經站起來，對門外喊：“下一個”，他隻好攙扶著媽媽走出來。他感到，現在人命真不值錢，就和螻蟻一般。可悲、可歎！！
兩三年以後，母親是患結腸癌去世的。腸癌早期手術是不會致命的，可偏偏趕上那個可怕的年代。
第二天他告別了父母和弟弟就往回趕，當時天津還有姐姐和妹妹，但他“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身份不好，當時不是串門的時候，怕給人家惹麻煩，就這樣悄悄地走了。
回到家，夫婦見麵很是高興。他詳細地講了父母的情況。妻子告訴他機關一切未變，隻是武鬥中，機關死傷了幾個人，調到沈陽的一個工程師前幾天鬥爭會上被打死了等等。第二天他到辦公室照了一個麵，再一天他和妻子就一同去上海了。在上海他還有一個從未見麵，養在嶽母家中的已經四五歲的兒子。
他的叔叔潘承浩是中國十分著名的科學家。曾在法國、德國學習、工作，他的幾個兒女都出生在國外，回國後大約1950年分配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並任中國科技大學名譽校長。五十年代初期，叔叔的小女兒他的堂妹－－阿福在北京地質學院讀書，每逢星期天，他們經常結伴同行看望他的叔叔。叔叔的家眷在上海，北京隻有叔叔一個人，大家見麵非常高興，經常去北海公園、中山公園坐坐。阿福畢業後分配到外地，他一個人也常常去看望叔叔。他非常喜歡自己的叔叔，情同父子，兩人無所不談。文革初期，叔叔被當作“特嫌”押送回上海，吃盡了苦頭。此時叔叔已從公家分配的一所別墅式的房子遷至大約五六層樓公寓式的房子的閣樓裏。他和妻子在一個清晨，趁著人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那所樓。爬到頂層輕叩閣樓的木門，嬸嬸打開門看到是他們，喜不自勝，叔叔和他相見兩人緊緊握著手，淚流滿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