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語絲》第四卷第一期。
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柏生：即孫伏園（1894—1966），浙江紹興人，曾任北京《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語絲》的編輯。當時在廈門大學工作。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裏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K委員：指顧孟餘，國民黨政客。當時任中山大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誌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麼？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怎麼？……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開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著的樓屋裏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著沉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仿佛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麵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著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勃洛克（1880—1921）：俄國詩人。他一九一八年創作了反映十月革命的長詩《十二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於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裏麵保持著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麼？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裏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隻有若幹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於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麵得了這樣的諡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於是放心回到本題。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餘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係之矣”了。
關於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麵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裏裝飯吃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拚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於是隻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隻對於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致是說他“死板”和“活潑”既然都不讚成，即等於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著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不在那裏了，也許竟並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鍾樓”。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準住的。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不過當我住在那裏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卻並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麼都不管。隻要可吃的，它就吃，並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裏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樓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卻大抵懷著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於改革的，還希望我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於說是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卻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屍一屍一：即梁式，廣東台山人，當時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的編輯，抗日戰爭時期成為漢奸。這裏的引文，見他所寫的《魯迅先生在茶樓上》。君就在《新時代》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