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為然，我們以為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麼？……”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嚐不想了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鍾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為教授，學生以我為先生，廣州人以我為“外江佬”，孤孑特立，無從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隻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Hanbar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Tiu－na－ma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裏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著一麵罵，一麵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隻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裏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為屋外的電燈幾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於是就仿佛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卻未免太鹵莽罷。
但雖隻這兩句，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Tiu。故Tiuh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於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於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遊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隻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遊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鬥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麼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裏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指《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載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國民新聞》副刊《新出路》。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公元一、二世紀間形成的佛教宗派。大乘是對小乘而言。小乘佛教主張“自我解脫”，要求苦行修煉；大乘佛教則主張“救度一切眾生”，強調盡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應以利他為主。一般，待到居士居士：古代稱有德才而隱居不仕或未仕的人。這裏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於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裏，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讚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在鍾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紙冠：高長虹在《狂飆》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攻擊魯迅說：“直到實際的反抗者從哭聲中被迫出校後……魯迅遂戴其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入於身心交病之狀況矣！”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於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於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於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的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隻——或二十隻——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