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經濟學家中有許多人認為貧富的差別是一種自然規律，如唐森。他不僅認為貧富差別與對立是一種普遍的自然規律，而且還批判旨在改進窮人生存狀態的《濟貧法》。曆史上也有許多思想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將貧富差別的根源追溯到了私有製，如盧梭。盧梭在著名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認為：在自然狀態中，不平等總是有限的，由於私有製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終於變得根深蒂固而成為合法的。馬克思和一些政治經濟學家如歐文斯、威齊等更是把私有製批得體無完膚。也有些思想家甚至對私有財產繼承權表示懷疑，如羅素，他認為：既然人們曾懷疑政治世襲製度的合法性，並取消了這一製度，那麼我們今天也應該懷疑經濟上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並為取消這一製度而努力。極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哈耶克曾經指出，資本主義這種製度的基礎必然是私有產權和（或許不是同等必要的）遺產製，從而帶有它們造就的不平等。其實很有理由把這種機會的不平等盡量減少到先天差別所許可的限度。
我國社會轉型期城市弱勢群體主要是由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外延型經濟向內涵型經濟轉軌中的產業結構調整、企業生產結構調整、城市化進程及製度建設滯後等社會原因形成的。弱勢群體問題日益嚴重的趨勢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市場經濟追求效率的必然結果。由於不同的人群擁有不同的資源，這些資源在經濟生活中具有不同的效率，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地位，並影響其社會及政治地位。
（1）從弱勢群體自身的原因看，弱勢群體的共同特征是其所掌握的經濟資源匱乏，既無貨幣資本，又無物質資本，缺乏人力資本的積累，所以生活非常困難，生存環境惡劣。
我國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國家，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稀缺的經濟資源開始實行市場導向的配置，政府和企業或者單位對個人經濟和就業的作用逐步減弱，個人和家庭收入受到市場、自身技能、素質與各種社會資本的條件的製約。相當規模的人由於在經濟體製改革過程中，缺少與其他資源結合的條件，這就使勞動者麵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而社會經濟製度中保障製度不健全而產生一批經濟性弱勢群體。如失業者，城市化進程中的失地農民，而一些由於生態和自然災害原因失去生產要素的群體，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然性弱勢群體。社會分配從按勞分配逐步轉向按要素分配為主，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各階層迅速分化。如老年人、殘疾人等由於自身的劣勢，無法取得市場效率，而社會福利製度又存在缺陷而使他們成為生理性弱勢群體，這些群體由於缺少市場效率，相對於其他群體在經濟利益上得不到保障，而社會機製的缺損又使得他們處於社會經濟地位的底層，進而成為社會弱勢群體。這些群體共同的特征是與資本等要素的結合存在一些障礙，這些障礙主要是缺少人力資本的積累。
經濟增長過程必然伴隨技術的進步，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不斷提高。以舒爾茨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解釋收入差距引起社會強弱時，采用了“人力資本投資的概念”。所謂人力資本是指“體現在人身體上的知識、技能和健康”（舒爾茨，1962）人力資本的投資主要通過教育、職業培訓、醫療保健和職業變動四種途徑。職業的變動又以前三種投資為基礎。他們認為，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別，是因為其要素稟賦不同導致收入不同。而要素稟賦不同，又在於他們之間在後天的人力資源投資上的不同。有些人出生於富裕家庭，後天能獲得良好的教學，人力資源投資水平高，要素稟賦高。而有些人先天不足，出生貧窮，後天所能享受的教育條件差，人力資源投資水平低，要素稟賦低。從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處於不利的地位。筆者以為：教育和健康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核心。
從教育的投資主體來看，它不僅給受教育者個人及家庭帶來貨幣收入的增加，以及由於消費能力、理財能力、健康保護能力的提高而增加收益；也會帶來企業效益的提高、國民素質的提高等一係列社會經濟效益，這就決定了教育投資的主體應該是多樣的，包括個人和家庭、企業和政府。從健康的投資主體來看，它給個人帶來了正的效用以及經濟利益，同時，疾病減少、衛生條件改善又可以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提高國民收入，減少國民收入用於醫療的開支，降低社會機會成本。正因為如此，在一個完善的經濟體係中，其投資主體也相應地由個人及家庭、企業、社會與政府共同組成。
從投資的成本與收益來看。就投資而言，除了教育與健康投資的社會成本以外，對個人和家庭而言，兩者都包括直接成本與機會成本。教育的直接成本包括書、學費、因教育而發生的住宿費、交通費等；機會成本是指一個人因受教育而放棄的收入，其中主要是勞動收入，同時包括因教育投資的收益不是即期的，而是要在將來才能獲得的，因而所帶來的利息損失。健康的投資直接成本是指衛生醫療保健等支出和購買營養保健品、運動器材等的支出。機會成本則是因健康投資如鍛煉等原因而放棄的其他收入和閑暇，包括因該投資而減少的利息收入。就投資的收益而言，教育與健康的投資都可以獲得兩種收益：一是生理、心理、精神上得到滿足的“消費性收益”，另一種是增加勞動能力和經濟收入的“投資性收益”。但兩者都具有不確定性，而且又因投資者的個體特征不同而產生差異。就教育投資而言，除了教育投資所發生的投入的差別以外，個人對於學習的精力、個人的智力、意誌力等因素都會對投資的收益產生巨大的差別。
經濟學家們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生產率越高，從而收入也越高。越健康的人參與勞動市場的概率越大，工作時間越長，工資水平越高。
在20世紀中期，經濟學家在討論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係時采用所謂的“庫茲涅茨效應”，即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收入分配有利於高收入階層，從而表現出收入差距擴大的跡象。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各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收益差距縮小後，收入差距逐步平均化。然而，在經濟增長的初期所產生的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一些低收入的人不能接受教育，從而對人力資本的積累產生不利的影響。而沒有必需的人力資本的積累，反過來成為其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障礙。
一般而言，一個人的經濟地位決定了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強弱，而一個人的人力資本的積累狀況決定了他的經濟地位。如果說，一個人是否與其他資源結合構成了其生存的必要條件的話，則其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是其與資本和其他資源相結合的必要條件。
加入世貿組織後，我國經濟增長日益國際化，這一過程強化了人力資本的作用。加入世貿組織前，不同階層之間在生產要素包括資本、技術、土地及自然資源的占有存在巨大的差異。由此造成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已經非常大，更重要的是這種差異在加入世貿組織後的激烈競爭中成為群體進一步分化的原因，影響他們的競爭能力及均等機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素投入與收入直接相關，要求根據生產要素的投入量、要素的稀缺程度及產出效率給要素提供報酬。入世後由於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分配中越來越重要，使得按人力資本和資本要素進行分配的比例增大，高收入階層因為經濟基礎好，財富積累多或個人能力強，知識積累多等優勢而獲得了更多的財富。而低收入群體在這些方麵則處於相對劣勢，尤其是一些既貧困又缺乏技能的人，不僅機會少，而且連就業都困難。在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市場規律的作用下，更加劇了貧富分化。
（2）城市化進程加劇了城市與農村的差距，農村相對貧困人口增加，使農村中的弱勢群體的數量有擴大的趨勢。
城市的發展難以形成對農村社會的積極滲透與正麵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農村的貧困狀況的惡化，反作用於農村的貧困。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中，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使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進入非農產業和城市，應該說這是適應城市化發展、社會轉型的需要。首先，在城鄉差別相對大的條件下，大多數人喜歡城市生活，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在以經濟人追求最大利潤和追求最大效用的利己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市場經濟框架內，城市集聚和配置資源的功能得到很好的發揮。各類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大量地吸收來自各個方麵的資源，原本缺乏資源的農村因為抵擋不住城市的吸引而不斷地輸出所擁有的資本和勞動，城市的發展進一步加速資本和各種資源向城市集中，農村高素質的勞動力流向城市，使原本素質就較低的勞動力整體素質進一步下降，影響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最終使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使一部分農村衰落，在一些貧困的村子裏，剩下的是沒有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這意味著“馬太效應”已經作用於中國農村的二元結構：農村更加落後，城市更加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