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出隆中，已定天下三分。諸葛亮的每一步設想都包含著具體的可操作性，在這席話中，未來的蜀國已然劃出了疆域，由“用武之國”荊州和“天府之土”益州構成。蜀漢的內政外交以及興複漢室的前景，也在理論中塵埃落定。
緊隨其後，二十七歲的諸葛亮立刻成為劉備軍事集團戰略的實際規劃者、製度的具體製定者和軍隊的有力調度者。一步到位地成為蜀漢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劉備從此退居二線，大享起主逸臣勞的福來。
赤壁之戰山雨欲來。為達成聯吳抗曹的策略，諸葛亮親自出馬，遊說東吳。戰後荊州自然借而不還，諸葛亮為蜀漢圈定的原始版圖中，荊州與益州乃是國家張開的兩冀，奪取荊州，威懾孫權，乃是諸葛亮的既定方針。然後又輕易將益州納入懷中。中國從此鼎立而三。
《隆中對》的一紙空言，居然在這位巨人的大手筆中逐一變為活生生的現實。
可惜，劉備“中道崩殂”，愧死於白帝城，身後留給孔明先生的，是一個摔過大腦的阿鬥和一個傷了元氣的國家。
孔明先生身為丞相，作為蜀漢的精神領袖和事實上的統治者，這時也將蜀國軍、政要權集於一身，所謂“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諸葛亮還通過主動與東吳修好，“團結和親”，免除了一個強敵的威脅。
《隆中對》中“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方案也開始付諸實踐。孔明先生率軍南征，“七擒孟獲”，從心理上摧毀了這些尚未開化的敵人，使得以孟獲為首的這些率直的南蠻漢子，從此不再生事。
接著孔明先生又“北伐中原，曹魏震恐。”每每兵至非常，“攻其不備”，時機拿捏得極為妥當，雖然無功而返，卻正從英雄無奈中見出孔明先生的高明之處。
“星落五丈原”後，民間對諸葛亮頂禮膜拜；鍾會入蜀前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先行拜謁“丞相祠堂”。《三國誌》的作者陳壽當年曾應司馬氏的命令，編纂《諸葛亮集》，亦可見諸葛亮的威望，甚至在冤家對頭那裏都得到了充分的尊崇。
後人評價孔明先生是“儒道合一”的，他對劉備的忠誠，對蜀漢的衛護，對恢複漢室的孜孜以求，正是中國儒家學說向來所鑄就的鏗鏘人格；而從他行兵布陣的機巧百出（如“八陣圖”）和造木牛、流馬，製作可一次連發十箭的強弩中，又見到了玄妙的中國墨家式的聰明伎倆。而實際上，正因孔明先生乃中庸之人，所以世間智慧皆可拿來為其所用，所以，用儒家、墨家的樊籬去蓋棺定論，自然不妥了。
東晉桓溫征伐蜀郡時，諸葛亮手下的一名小兵還在，據說當時已有一百七十歲了。桓溫問道：“孔明先生有些什麼超過常人的地方？”小兵回答道：“也沒啥超過常人的地方。”停了一會又說道：“隻是在孔明先生去世以後，就再也沒看見過像他那樣辦事妥當的人了。”
凡事難得“妥當”，這兩字，便是中庸的精義。諸葛亮以其化萬事為“妥當”的中庸之智，威震當世，名揚千古。
當然，能達到上述的標準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可以向這個方向努力，把標準訂得符合自己的實際很重要，要所有人都搖身一變成為通達圓滿的聖人是不現實的，我們的目的是力求把優點發揚光大，把缺點壓製下去甚至完全消除。好高騖遠的目標隻會打擊自己向上的信心和勇氣，讓自我完善變得舉步維艱。所以，為自己樹立正確而恰當的標準是十分重要的。
當方向和目標已定，就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從點點滴滴做起來打磨自己的性情，提高自身的思想和道德修養。改變人的性格和習慣是很難的，需要付出時間和心血，如同一件水晶雕塑一樣，不可能用斧頭用力地砍砸，否則換來的隻能是一堆碎片。而是得用砂紙細細地打磨，耐心地堅持是一切成功的必經之路，改變自己也不例外。隨著時間的推移，事物在不知不覺間轉化，一點點的進步積累起來，最終成了質的躍進。不論從事業和工作的角度上講，還是從人類追求自身的完美來說，這種向更高層次的攀登都具有美好的意義。我們從不停留在一個水平上故步自封，我們一直在向更高的目標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