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親民之吏，分當與民一體，況吾輩佐吏為治，身亦民乎？嚐見幕友，位置過高，居然以官體自處，齒鮮衣輕，漸不知民間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甚或持論未必全是，而強詞奪理，主人亦且曲意從之，恐其中作孽不少。餘在幕中，襄裏①案牘，無論事之大小，必靜坐片刻，為犯事者設身置想，並為其父母骨肉通盤籌畫，始而怒，繼而平，久乃覺其可矜，然後與居停商量，細心推鞫②，從不輕予夾穢，而真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鮮有翻異。以此居停，多為上台賞識，餘亦藉以藏拙。無賦聞之日。故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氣浮及拘泥成見。
【注釋】
①襄裏：即襄理。協助、助理。
②推鞫：推究審問。推，推究，推問；鞫，審問。
【譯文】
愛護老百姓的官吏，從道理上講應該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何況我們這些幕客，本身就來自老百姓！曾經見到過這樣一些幕友，由於自己地位較高，居然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了，吃香喝辣，穿絲戴綢，漸漸地不曉得民間疾苦，忘了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黃土地。在動手辦事的時候，就不免忘乎所以，隨心所欲地處理。有時他們堅持的觀點也未必正確，但仍然強詞奪理，巧言辯解，而主人也就委屈自己，聽從他們的意見。這樣處理公事未免太草率。何以對得起天地良心。我在幕府中，輔助主人處理公務，無論事情大小，一定得先冷靜地坐上一會兒，為犯了罪的人設身處地地想想，同時也為他們的父母兄弟做一個周全的考慮和計劃，而對罪犯，開始時是憤怒，看一會兒，心情也就平靜下來，再過一陣子，又覺得他們雖然犯罪卻也值得憐憫同情。然後我再居中調停協商，找出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來，從不輕易地對犯人施以刑具逼供，可也一樣能從犯人口中了解到真相，所以在犯人對自己犯罪事實招認之後，很少有再翻供變化的。用這個辦法居中調解糾紛，處理案子，常常得到上司的賞識。我也趁機表現出了才能，以此遮擋了自己的愚笨，因此也就忙得不可開交，沒有空閑的時間。所以輔佐主人治理政務，最忌諱的，就是心浮氣躁及拘泥成見。
【智解】
孔子作為中國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其政治學說的核心在於一個“仁”字，“仁者愛人”。為“為政以德”，“節用而愛人”周遊列國，奔走呼號。他回答魯哀公如何才能使百姓服從時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意思是說，作為執政者，政策措施若能做到善良忠正和懲處惡妄奸邪，老百姓就會心悅誠服；反之，百姓就會因為受到損害而產生怨言和不滿。孔子還主張當官施政必須嚴格要求自己，嚴格要求自己應做到不苟求富貴，不殘剝百姓。
之所以說仁義愛民是我國傳統廉政文化的基石，是因為它早在春秋時期百家的爭論辯說中就能引起諸子的共鳴。即使是法家學派的開山祖師荀子提出的治國思想，也是以為民、愛民、養民和富民立論，“天下立君，以為民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足國之道，節用裕民”。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以仁義、愛民為基石的我國傳統文化依然得到延續充實。西漢賈誼諫議“立民本之綱，行堯舜之治”；劉安疾呼“民為國本，安民利民”；司馬遷強調以“仁政”，“無為”相一致作為治政標尺；李世民“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宋太宗“治國之道，在於首得民心”，“廣開言路，旨在治理天下”；包拯立法“應以民為本”，用人要用清官廉吏；明太祖“安民為立業之本，驕奢為喪亂之源”；康熙帝推崇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襟懷，提倡“以仁治天下，而不以威服天下”等等，有的是一代明君勵精圖治發憤圖強時的明敏深邃之誌；有的是國之棟梁求仁得仁赴湯蹈火時的宣誓之言。其直陳坦述，連同曆朝曆代有識之士對欺民暴政、腐敗墮落現象的揭露和抨擊，無不閃爍著施政必須愛民，愛民方能強國的思想，曆經千年而綿綿相連，代代傳遞而脈絡分明，載於典籍，舉不勝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