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莫忘記》和譯詩《希望》，表現了胡適對軍閥混戰和現存社會的憤怒失望。前者借一位遭受毒打、家破人亡的受害者之口，揭露了戰亂兵害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詩的結尾說：“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總該不至——如此！”很明顯，這是痛恨舊中國軍閥殘害人民的憤激之言。
還值得重視的，是胡適寫於五四運動高潮和稍後時期的一些詩。1919年6月11日夜，胡適得知陳獨秀被捕，又聽說日本東京工人大罷工，於是連夜寫下《威權》一詩。“五四”時期反抗封建權威，破壞舊的偶像，爭取民主自由的精神，在詩中打下鮮明的烙印：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
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
這首詩後來與李大釗、劉半農等人歡迎陳獨秀出獄的詩，一起發表在複刊後的《新青年》上，鋒芒直指反動當局。
這種積極的詩作，胡適不是偶爾為之。革命高潮的影響使他一連寫下《樂觀》、《上山》、《一顆遭劫的星》等詩，表示了對北洋軍閥政府查封進步刊物，監禁進步人士，壓製新文化運動等倒行逆施行徑的不滿。同時在譴責之中，充滿了“五四”時期特有的樂觀進取精神。《樂觀》一詩采用象征的手法，把進步力量比做大樹，把反動當局喻為砍樹的人。雖然大樹一時會“被斫當柴燒”，“砍樹的人很得意”；可是新生力量是壓製不住的：“那樹還有許多種子”，“裹在有刺的殼兒裏”，等到“雪消了”，它又生長出“嫩葉”。詩的最後，甚至還憧憬了他眼中的美好未來：“壩上田邊，都是大樹了。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這時，他嘲諷地問道：“那砍樹的人到哪裏去了？”全詩形象生動，頗有一股蔑視反動勢力的樂觀氣息。《一顆遭劫的星》采取暗喻的手法，也表現了光明終將戰勝黑暗的同一主題，不過更顯得含蓄深沉一點。
不難看出，“五四”革命風暴的影響和時代精神的激勵，給胡適這一時期的詩歌注入新的健康的血液，帶來樂觀的情緒。
胡適五四運動後的詩歌，收在第三編（四版增訂）。這些詩歌，反對封建軍閥統治，歌頌辛亥革命誌士，政治態度更為明朗激烈。
《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是為紀念辛亥革命烈士而作。詩中，他極力讚揚暴力推翻帝製的實地行功和犧牲精神。在《雙十節的鬼歌》中，他對統治當局實際上早已背叛辛亥革命，而表麵上仍要裝門麵，搞假紀念欺騙群眾的醜惡表演，加以抨擊，並提出——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底；
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
這種“好政府”主義，當時是好意的空想；後來是有意的反動。它充分說明，胡適的民主革命思路無論一時怎樣激烈，始終脫離不開舊民主主義的藩籬。他始終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封建勢力和專製政治的。但是，在中國革命性質剛剛轉變的當時，詩中所表現的資產階級政治理想和民主革命精神，在客觀上還是有積極作用的。
表達生活感受，抒發個人誌趣《嚐試集》中第二類作品，內容複雜一些，思想性也差一些——-多是一些個人的小感觸，小誌趣，小悲哀，小歡喜。它反映了現代知識分子某些生活側麵和思想感情。其中雖不乏消極甚至無聊的東西；但總的來說比較健康明朗。按其題材，可分三種。
其一，寫景詩。胡適描寫自然風物的寫景詩，大都明朗樂觀，與封建文人舊詩常有的晦澀、淒苦、腐朽形成對比。如《中秋》一詩，雖未能跳出舊詩格局，然清新可讀，有民歌風味。
《一顆星兒》是作者自詡為“真正白話新詩”14首中唯一的寫景詩，主要寫出了這樣的一時感受：“我望遍天邊，尋不見一點半點光明，回轉頭來，隻有你在楊柳高頭依舊亮晶晶地。”在追求新詩韻節方麵，該詩是下了一點功夫的。至於《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葉》和《湖上》等，就實在有點莫名其妙或空虛了。“五四”前後，不僅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等致力於寫景詩，就是李大刨、陳獨秀、魯迅等也寫過不少。這些詩的思想內容無疑有高下之別，但它們對於探索新詩形式、豐富新詩手法都起過一定作用。
其二，抒情詩。《嚐試集》另一些作品，寫的是朋友之誼，情人之戀和親人之情。
留美期間，胡適寫的“朋友詩”，有較濃的舊文人式的閑適情調。在形式和語言上也有較重的舊的烙印。如《贈朱經農》、《朋友篇》等。胡適還作過不少廣義或狹義的情詩，前者如《一笑》等；後者如《病中得冬秀書》、《如夢令》、《新婚雜詩》等。就後者而言，其描寫還算細膩，用筆也較自然、真切，但情思的執著反大有勸人順從舊式婚姻的意味。例如，他對“我不認得她，她不認得我”的舊式婚約不僅心安理得，反而宣揚什麼“分定長相親，由分生情誼”（《病中得冬秀書》）。因此，從立意、形式和風格來看，《嚐試集》的情詩以《應該》為上。這首詩，雖是胡適選取別人兩首文言詩改寫而成，但那纏綿的情感，委曲的心理，周至的情節，新穎的句式，頗有獨到之處。它的積極方麵也正在於破除了舊詩格律的拘牽，寫出了一種超越舊式婚姻情愛範圍的纏綿愛情。當然，這首詩同時也滲透了傷感的、無可奈何的情緒，象胡適所有的情詩一樣，缺少五四時代青年那種對封建禮教大膽反叛，對自由戀愛大膽追求的叛逆精神。其三，說理詩。寄托、說理和論文學的詩，在《嚐試集》中數量最多。《景不徒篇》、《老鴉》、《他》（當然也包括上麵談過的《威權》、《樂觀》等詩），大部可歸入這一類。胡適是學哲學的，喜歡以理入詩，也頗為此而自傲。讀早期新詩，確實可以感到“說理”在當時成為一種風氣。那些入詩的所謂“理”，有的闡發了民主革命思想；有的則是樂觀進取的主張；還有的隻不過表現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點感慨、清高、甚至是怪癖的“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