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位在北京政府機關工作的人對我說，亞運會使北京的麵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2000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行，北京就“齊”了。那言語中很透著一股自豪。三年後，我又去了北京，接觸了幾個北京人，也在公共場所“混入”了北京人比較集中的地方。起初，我並沒有意識到什麼。後來聽到兩個外地人的聊天，我才有了切實的感受。那兩個外地人說，北京人如今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放在賺錢上。我所謂“切實的感受”，一是北京人確實較以往少了侃的精神。半個月的時間裏，就我接觸到的北京人，極少有人以那獨具魅力的卷舌的北京話作過神侃。二是在我客居北京的十多天裏，對於北京人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放在了賺錢上，則是在我觀察了北京之後，才相信了它的可信性。
也是三年前，我曾有感於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猛宰外地客而寫過一篇《“打的”挨宰》的隨筆。由於後來通過新聞媒介了解到北京市對出租車行業亂收車費問題進行了治理的情況，原以為這個問題可能會大有改進。然而不曾想，在京城遇到銀川晚報社的總編楊紅兵先生，稱他由首都機場到和平門，打“麵的”竟花去2lO元。而我三年前同樣的路程坐小轎車被宰去的是90餘元。可見這問題非但沒有好轉，而且每況愈下。楊先生的遭遇引起了在京城不期而遇的幾位熟人的感歎，紛紛訴說著打“的”挨宰的苦衷。雖然不能以偏概全，但這究竟是窺視北京的一個小小窗口。
我有幸到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和毛主席紀念堂參觀。當參觀的人流懷著肅穆莊重的心情瞻仰了毛主席遺容走出大廳後，便置身在了小攤小販的陣容中，我確實有一種_卜分難以理解的心情。買賣居然做到了毛主席紀念堂，賺錢竟然把主意打到了這樣的場所。看著紀念堂周圍端莊嚴肅的士兵，心裏的滋味是什麼樣的，文字也難以表述。而人民大會堂出口的地下室內，成了地下商場。至於天安門城樓裏的故宮前院，則更是商販雲集，買賣喧囂。三年的光陰，北京的變化，由此可見端倪。
人很容易受環境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情緒。自那之後，我就不願到北京的街頭遊逛。在我這一生中到過的城市中，北京，曆來占據著心目中的第一位，是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可以與之媲美的。可這次去北京，我甚至不曾到東單、西單和王府井去看看。而我曾經計劃了要去看一看的。
北京的市政建設較三年前有了極大的變化。尤其三環路的建成，更給北京添了現代都市的氣魄和風采。然而北京卻有了一種讓人難以言說的與她的現代都市格調很難相稱的東西。我似乎覺著，北京患“病”了。是什麼病？我卻說不清。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