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考入廣州中，醫藥大學的、來自山東省壽光的農村孩子薑永濤，因其家庭無法負擔他在校學習期間的學雜費和生活費，不得不在報名後的第二天悄悄離開了學校。也合該這孩子命大～一這事不知怎麼就讓新聞界知道了。《羊城晚報》對此事作的連續報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反響，自然也引起了有關部門和當事學校的重視（巾國慣例：新聞媒介的關注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反響，一般都能使一樁本來無人關心過問任其自生自滅的社會事件，突然成為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極其關心熱心插手的熱門事件）。廣東省高教廳決定，免收薑永濤的學雜費（每學年1500元），給予他一次性困難補助1000元，歡迎薑永濤“快快歸來”。廣州中醫藥大學也通過新聞媒體表達了自己的“心聲”：保證薑永濤不會因交不起學雜費和缺乏生活費而影響學業一一免收薑永濤全部學雜費，給予500元困難補助。由此，在有關部門及校方的熱情關懷和慷慨資助下（事實是，《羊城晚報》才是真正的見義勇為者），薑永濤歡歡喜喜地二赴羊城。在參加了學校為他舉行的歡迎儀式後，他便無憂無慮（他的家人亦是歡天喜地無疑）地修他的學業去了。
我說這孩子命大，是因為他那麼幸運地就可以被破例免去在校期間的學雜費·並可以獲得困難補助金。而其他可能比他更困難或者與他的家庭經濟狀況不相上下的孩子就沒有這個運氣了。他們照樣要交一學年一千幾百元的學雜費，他們的家庭將為了他們的孩子不得不省吃儉用，供給他們每年幾千元的學習和生活費用，沒有誰會發善心，由薑永濤的事情聯想到他們而為他們排憂解難。就在今天，我妻子單位的一個女工，因為交不起正在上大學的兒子500元的“英語補考費”，急得在眾人麵前流下了眼淚。
據說，國家教委所屬大專院校今年的學雜費標準為1500至2000元，而其他院校可能還要高出這個數，加上生活費用和學習輔助費用，一個大學生一年的最低費用，怎麼著也得五六千元。如此算來，上大學，不要說對於農村的孩子，就是對於城市的孩子，也同樣有一個上得起上不起的問題。以我的家庭為例，我與妻子的年薪收入約10000元（我月薪490元，她月薪380元），再過幾年，我的兒子就要考大學了（以他目前的成績，大抵是可以人榜的）。就算物價不再“驢打滾”，也甭指望工資收入會有多大提高，就照目前這水準，我們得拿出至少一半以上的錢來供他小子去長知識，而剩餘的一小半，則要用來維持我們一家三口（除兒子外）的一年生計，這實在是一幅令人頗感酸楚的前景。我甚至在考慮，有無必要以我們三人的節衣縮食去培養他一個臭小子上那大學。我們是工薪階層，雙職工尚且如此，那些不如我們的家庭，你讓他們怎麼能供養得起一個大學生呢！
薑永濤一人問題好解決，可其他孩子的學業問題和家庭的經濟困難怎麼辦？誰來解決大家的難處呢？我們不能隻對引起了社會關注的人或事給予特殊的處理或解決，卻對更大社會範圍內存在著的同樣人或事的普遍問題不聞不問。普遍的社會問題不解決，而熱衷於解決“薑永濤”個人的問題，雖可救一人於危難之中，卻有可能正是置萬人於“水深火熱”之中——新聞媒介對解決“薑永濤問題”一類事情所表現出的熱情，實是無意中以“感人肺腑”的友愛幫助掩蓋了問題的實質，使人們幾乎忘記了那背後隱含著的更為嚴峻的問題。這不能不引起沉思。因為，這是一個大的社會問題。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