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裏“富了方丈窮了廟”的現象，自實行承包製以來就出現了。應當說，這現象一出現，即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重視，防止和避免的措施也沒少出台。然而效果卻不明顯，豈止是不明顯，問題反而愈來愈嚴重。前幾天從報紙上看到，某地一家即將倒閉的國有企業被三個買主以私人的名義買下，價錢是400多萬：元。這三人，原先都在國有企業裏做老板，有的經營的企業垮了，有的經營的企業血虧氣虛奄奄待斃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他們便撇下了國家的“爛攤子”，合資去當私營老板了。400多萬元，每人得拿出100多萬，很有錢的主兒。他們哪裏來的這麼多錢呢？除了“窮廟”裏的眾“和尚”心中有疑問和憤怒外，沒有人會去過問。他們很輕鬆地搖身一變為私營企業主了，能夠買下國有企業，他們或者反倒會成為時代的寵兒也未可知。
有一點人們是很清楚的。一些國有企業連年虧損難以為生，企業職工待崗、失業現象趨於嚴重，城市貧困戶、特困戶多產生於這樣的企業。相反，這些企業裏的承包者卻私囊鼓脹，揮金如土。奇怪的是，這些人就可以在職工的眼皮底下置國家法律和政策於不顧，公然大肆吞噬國家財富和職工血汗而安然無恙，有的甚至還成為國家的人才、禮會的楷模、時代的驕子。這幾年查處的國有企業裏的蛀蟲已為數不少，有幾個不是頭戴了“優秀”、“模範”之類的桂冠呢？如果不是被查出有問題，他們便盡可以繼續放心大膽地去撈。誰也說不清目前企業裏究竟還有多少沒有被挖出來的蛀蟲，反正“窮廟富方丈’’現象就那麼明顯地存在著。
王寶森罪行和陳希同問題暴露後，痛定思痛，我們意識到了監督體製中存在的問題，從而提出“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加強監督並不意味著改善或改變體製）。之後，又出現了於誌安、李邦福等人的問題，依然認為是監督體製上的原因，並更為深刻地提出，“監督萬萬不可少”！然而實際上．，我們始終並沒有改變或者完善原有的監督體製，隻是提出了一些應急的措施而已。為什麼不在監督體製上做文章呢？因為這涉及到比監督本身更大更複雜的體製問題。國有企業裏的問題也是同樣。這些年，完善企業製度、改革企業體製的話沒少說，但企業裏的問題（如“窮廟富方丈”，非正常性虧損等），其根源並不單純在企業體製上，而是與社會的經濟、政治體製或者說社會的整體運行機製相互關聯著。單純地堵塞企業體製上的漏洞，是根本堵不住的，即使堵住了漏洞．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這已是被多次證明了的事實。因為企業之外還有人操著生殺予奪之大權。譬如，遼寧朝陽縣試驗設備廠原總支書記、廠長王香堯承包該廠8年，不但自己撈足了票子，住上了房子，而且毀掉了工廠。當年領不到工資的工人被激怒了（不能理解為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主人翁意識”、_T人對承包經營者的監督），200多人集體到縣政府告貪官，曆時達19個月1573人次的上訪，竟然未能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未能觸動王香堯這隻吃公肥己的“碩鼠”絲毫，至今他仍住在用公款裝修兩次的豪華新居中頤養天年。倘不是記者拿到了由107名工人簽名的檢舉信，這事甚至不會被公眾所知。那文章的題目便是：《是誰豢養了這隻“碩鼠”？》
這麼問就問到了問題的實質——是誰豢養了“富方丈”？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