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故事》（1881~1886）大多滲透著宗教倫理思想和美化宗法製古風遺習的傾向，但卻以情節緊湊、語言簡樸著稱。某些作品也具有積極意義，如《一個人需要很多土地嗎？》譴責土地私有，《兩個老頭》批判私有財產，《蠟燭》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緒等等。
托爾斯泰的文章和論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構成他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政論性的論文占大多數，其寫作始於青年時代。60~70年代寫過關於教育問題和關於薩馬拉饑荒的論文。最有意義的是世界觀激變以後的文章。《教條神學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麼》（1882~1884）、《教會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會是“有產者政權”的婢女、並宣傳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觀；《那麼我們該怎麼辦》（1882~1886）、《天國在您心中》（1890~1893）和《當代的奴隸製》（1899~1900）等文指出資本主義製度實即奴隸製，而工廠奴隸製是土地奴隸製的直接後果；國家是保衛有產者並壓迫人民的工具；私有製則是“戰爭、死刑、法庭、奢侈、淫蕩、凶殺和使人毀滅”的萬惡之源。在90年代初俄國許多省份受災時，他寫了《論饑荒》（1891）、《可怕的問題》（1891）和《饑荒抑或不是饑荒》（1898），指出當時饑荒的嚴重性，並斷言“人民之所以饑餓，是由於我們吃得太飽”、應該“從人民的脖子上爬下來”，把土地等歸還他們，在1905年革命的時期，他宣稱自願充當“從事農業的一億人民的辯護士”，寫了《論俄國的社會運動》、《深重的罪孽》、《致農民的論土地的信》（1905）等文，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而在《關於莫斯科的調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論俄國革命的意義》（1906）和《究竟該怎麼辦》（1906）等文中還陳述城市下層的貧困境況和工人的沉重勞動。此外還有一些反對侵略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文章。這些論文同樣有其消極麵，如否定一切國家、一切暴力，幻想人們的團結，鼓吹愛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爾斯泰早期寫過文學論文，如《人們為什麼寫作》（1851）肯定文學的崇高使命；《在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上的講話》（1859）反對暴露文學，但仍主張文學應當適應社會的要求。在60~70年代的論文中，主要強調應為人民而寫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論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於現實主義藝術的原則；要求作家對所描寫的事物抱道德的態度，明確“善和惡之間的區別”。《什麼是藝術》（1897~1898）批判“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觀點，指出當時一些美學理論為統治階級的口味進行辯解的實質，揭示頹廢派藝術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學思想基礎；同時提出藝術是人們交流感情的工具。《論莎士比亞及其戲劇》（1906）指責莎士比亞的劇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劇作的某些藝術特點。這些論著都闡明作者後期關於藝術實質和作用、形式和內容的關係、藝術的道德意義等問題的見解，後兩部還同時要求文藝傳達宗教意識。
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從他的創作初期開始，特別在60年代以後，他始終不渝地真誠地尋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眾災難的真實原因，認真地思考祖國的命運和未來，因此，他的藝術視野達到罕有的廣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夠反映1861年農奴製廢除後到1905年革命之間的重要社會現象，提出這個轉折時期很多的“重大問題”，盡管他的立場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錯誤的。然而，托爾斯泰的偉大，主要還由於他以天才藝術家所特有的力量，創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那些“重大問題”大多就是在“圖畫”中藝術地提出來的。
托爾斯泰的藝術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廣度，創造了史詩體小說。如《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巨著，再現了整整一個時代，氣勢磅礴，場麵廣闊，人物眾多（500以上）。曆史的事實融合著藝術的虛構，奔放的筆觸糅合著細膩的描寫；在巨幅的群像中顯現出個人的麵貌，於史詩的莊嚴肅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獨白，變化萬千，蔚為奇觀。他善於駕馭多線索的結構，千頭萬緒，銜接得天衣無縫；又能突破小說的“封閉”形式，波瀾壯闊，像生活那樣無始無終。然而托爾斯泰的藝術魅力，不隻在於再現宏觀世界，而且在於刻畫微觀世界。他洞察人內心的奧秘，在世界文學中空前地把握心靈的辯證發展，細致地描寫心理在外界影響下的嬗變過程；並且深入人的下意識，把它表現在同意識相互和諧的聯係之中。托爾斯泰的藝術力量是真實，它突出表現在性格塑造上。他總是如實地描寫人物內心的多麵性、豐富性和複雜性，不隻寫其突出的一麵或占優勢的一種精神狀態。他不隱諱心愛人物的缺點，不粉飾，不誇張或不理想化，總是借助真實客觀的描寫，展示其本來麵目，從而於平凡中見偉大，或者相反，於平凡的現象中顯示其可怕。他還善於描繪性格的發展和變化，自然渾成而不露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