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回國後立即去列寧墓地，在這位朋友墓前，他默默地站了半個小時。
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天起，高爾基就開始積極投身到蘇維埃文化建設的工作中去了。
在高爾基回國的第3天，他提出一項建議。創辦專門登載特寫的大型雜誌《我們的成就》。高爾基認為，蘇聯勞動人民應該樹立一麵鏡子，他們在這麵鏡子中不僅能見到自己某一方麵的成就，而且應當看到科學、文化、生產各個方麵的成就。
與青少年的會見，使高爾基感到特別振奮。在一次中學的集會上，一個14歲的男孩和一個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女孩相繼講話。男孩講的題目是《論目前形勢和教育的任務》，女孩講的是《論科學的意義》。高爾基寫道：“那個男孩，也許是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吧，說出了我聞所未聞、使我大為驚奇的話。
高爾基還親自到街頭去觀察生活。為了使自己不被群眾包圍，他有時還會進行化裝改扮，會穿上舊大衣，貼上大胡子，戴上假發，打扮成一個工人模樣，走在大街小巷，到市場上，同工人們談話，誰也沒有把他認出來，他卻觀察到許多有趣的事情。
高爾基有一個旅行全國的龐大計劃。所以他在莫斯科沒有住多久。
1928年7月，他開始在蘇聯旅行。這一年，他遊曆了伏爾加河、高加索、克裏米亞、烏克蘭等地，最後他到了下諾夫戈羅德和列寧格勒。
1929年夏天，他又作了第2次旅行，先到北方的列寧格勒、索洛夫卡、穆爾曼斯克，然後沿伏爾加河南下，到了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隨後還到了羅斯托夫、第比利斯等一些地方。
這2次旅行中，高爾基幾乎遊遍了他的祖國。他到了遙遠的邊區，參觀了工廠、農莊、工學團，廣泛接觸了工人、農民、青少年和兒童。他看到了新人的成長，祖國欣欣向榮的景象。
高爾基把這些印象都寫進了反映俄羅斯新麵貌的特寫中去。還在國外時，高爾基就向往著“寫一本關於新俄羅斯的巨著”。這個計劃沒有完成，但高爾基回國後寫的《蘇聯遊記》、《英雄們的故事》和許多政論文，可以說是他“關於新俄羅斯的巨著”的一些片斷。
《蘇聯遊記》共包括5篇特寫。這本書在結構上的特點是把新的蘇維埃國家和過去的沙皇俄國進行對比。
第1篇特寫開頭就是對舊俄時代巴庫的描寫。第2篇特寫集中描寫兒童的成長。第3篇特寫描繪了第聶伯河水電站。
與高爾基的特寫和短篇小說緊密相連的，還有他的政論文。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前雖寫過不少這類文章，但他最後的10年是寫政論文最盛的時期。
1932年，高爾基在一篇帶綱領性的論文《論劇本》中寫道：“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具有空前深刻而全麵的戲劇性的時代裏，一個充滿著破壞和建設過程的緊張的戲劇性的時代裏。”
高爾基在30年代寫了好幾個劇本來表現這個“緊張的戲劇性的時代。”這個時期寫的劇本有《索莫夫和別的人》、《耶戈爾·布雷喬夫和別的人》、《陀斯契加耶夫和別的人》。同時，他寫了以改造流浪兒為主題的電影劇本《罪犯》，又把中篇小說《在人間》改編成劇本。在生活的最後一年，高爾基還改寫了劇本《瓦薩·日列茲諾娃》。
30年代初，高爾基打算寫戲劇3部曲，內容是反映十月革命前夕到30年代這個時期資產階級的沒落，但非常遺憾的是他隻完成了頭兩部：《耶戈爾·布雷喬夫和別的人》和《陀斯契加耶夫和別的人》。
《耶戈爾·布雷喬夫和別的人》是以1917年2月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的俄國社會為背景，成功地刻畫了一批俄國社會的代表人物。
在這些人物當中，最突出的是“聰明放肆、膽大妄為”的巨商布雷喬夫的形象。他原來是伏爾加河上的一個木排工人的兒子，年輕時是東家的小夥計，後來娶了東家的女兒，開始發跡，又靠著自己進一步的剝削和掠奪，變成了一個企業主。後來他患了肝癌，疾病迫使他重新評價自己的一生，他覺得自己被生活欺騙了。同時，當他看到比他還無賴百倍的人反而生活得很舒服，於是他認為自己的死是最大的不公平，對命運提出了憤怒的抗議，並進一步揭露資產階級的罪行。布雷喬夫看透了虛偽、腐朽、醜惡的資產階級生活，意識到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就像他本人一樣，已經無藥可醫。
這個人物是高爾基筆下一係列背叛自己階級的商人形象中最完美的一個。
在布雷喬夫的周圍，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千方百計維護統治地位、對抗革命的資產階級分子，包括反動教士、地主、資本家、律師。
更值得注意的另一個人是無孔不入的商人、政治野心家陀斯契加耶夫。他眼見沙皇政權快要垮台，想像美國那樣由“老板們自己掌握政權”，他看到布雷喬夫的病況嚴重，便溜掉了。他聽到革命隊伍湧上街頭，便連忙混入遊行行列，以便日後從革命隊伍內部來破壞革命。這是一個陰險、狡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