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學術文化是很看重家學的，曾有人問黃侃新收門生誰最佳，黃答以：“楊伯峻第一，因渠有家學，故自不同也。”家學將血緣親情的表達與文化素質的培養和文化知識的傳承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它不僅是一種家庭教育，更是一種家庭、家族治學傳統的熏陶，故而容易造就人才。齊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談到繼室胡寶珠時，曾經說：“寶珠自十八歲進我家，二十多年來善事我的起居，寒暖饑飽，刻刻關懷。我作畫時，給我理紙磨墨。見得我的作品多了，也能指出我筆法的巧拙，市上冒我名的假畫，一望就能辨出。”胡寶珠隨侍齊白石前，隻是四川豐都一處偏僻山鄉的農家女子，父親是當地的一位篾工，可就是平時的耳濡目染，加上齊翁的指點與自己的悟性，居然會有如此不凡的藝術鑒賞水平。由此不難理解，中國曆史上因家學淵源導致承繼弘揚、衍成俊彥滿門的文化世家現象之普遍。
湖南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宋代以來，隨著中國古代文化重心的南移，湖南的文化教育、學術思想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以致被學者稱為“瀟湘洙泗”、“荊蠻鄒魯”。湖南先後出現了理學開山祖周敦頤以及張南軒、王船山等曠世大儒，成為宋明理學思潮形成和發展的大本營，湖湘之地發達的書院則成為理學思潮的學術文化基地。近代以來，湖湘文化更成為全國最具活力、最有影響的地域文化之一，受到萬眾矚目。從“師夷長技”的呼籲到洋務思潮，從維新政治到辛亥風雲，從五四新文化到馬克思主義傳播，近代湖湘文化始終代表著那個時代的前沿，對在西方強勢文化的挑戰下，如何重建適應時代發展的新型文化作出了最出色的回答。
湖南文化的興盛與湖南文人對家族文化傳承的重視有著密切聯係。王夫之著作長久不傳於世，其子王敔苦心孤詣，數十年授徒講學，保存遺著，才使其學術像不熄的火種布於湘衡一帶的窮鄉僻壤。王敔曾親自撰寫介紹王夫之生平事跡與思想著述的《薑齋公行述》，進呈湖廣學政潘宗洛，並刊印了部分王夫之遺著。他在年老病弱時，對父親的思想必將發揚光大，仍抱有無比堅定的信念。在《感懷詩》中說：“穆惟我先公，六經發蒙昧。子史析微芒，詩騷建宏幟。傳書待其人，函井心無既。”曾國藩常以自己的教訓作為兒子曾紀澤的鑒戒，在具體的治學門徑上更是悉心指點。在曾氏父子往來家書中，有很多探討文理、切磋學問的內容，大到研究文章的“雄奇之道”，小到分析寫字運筆該用中鋒還是偏鋒。曾紀澤日後的成就，與早年父親的教誨是分不開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古往今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偉人和文化世家在湖南大地不斷湧現，成為湖湘文化代代相承、曆久不衰的重要支撐力量，是湖湘文化的優秀代表。
本書對湖南曆代文化發展史上具有兩代及兩代以上相傳並有相當成就和影響的家族40家立傳，以期反映湖南文化世家的整體麵貌。選錄者不以是否見於正史經傳為限，亦不論所收世家從事的學術門類同異，但均各有著作傳世。世家傳主一般隻寫到1949年，個別世家在1949年後有突出事跡人物的，也隻作簡要介紹。湘鄉曾氏、瀏陽歐陽氏、道州何氏、湘潭黎氏、新化鄒氏，因單獨成書，不在本書選錄之例。當然，本書選錄的這40家隻是湖南曆代眾多的文化世家中比較典型、比較突出的代表，還有不少文化世家，因篇幅所限或資料缺乏，沒有收入。
這些世家有縱的，也有橫的。縱的如郴縣何氏，有“三代進士、五代科甲”的美名；安仁歐陽氏，人送碑坊“七代榮恩”。橫的如湘潭楊氏，楊度、楊鈞、楊莊三兄妹被稱為楊氏一門三才子；善化賀氏，賀長齡、賀熙齡、賀桂齡等兄弟同為嘉慶、道光間進士，不僅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富有盛名，而且在文化教育史上更有卓越貢獻。而更多的是縱橫交錯，如邵陽車氏，自車大任、車大敬兄弟以下七代，人才鼎盛，能以文字成家的有35人，著作不下千卷；湘潭張氏，自康熙年間張文炳，延至道光張聲玠一代，綿延200餘年，其間科第蟬聯，文人輩出，先後出現文學家30多人，刊行作品集40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