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陽金潭魏氏原居江西太和。為躲避兵亂，元朝末年魏萬一和魏萬二遷居湖南善化。明朝永樂年間又遷居邵陽縣金潭村。自近代啟蒙思想家魏源始，金潭魏氏人才輩出，蔚然望族。
一、魏源的曾祖魏大公（1663—1747），字席儒，家中富有，以孝順母親和好周濟貧困著稱。康熙三十九年（1700），邵陽大旱，糧食歉收，但官吏照舊征收錢糧，全縣騷動，人心惶惶。魏大公慷慨解囊，為本鄉農民交納了全部錢糧。縣令盧大經贈給他“邵邑醇良”匾額，以為獎勵。魏源的祖父魏誌順（1732—1804），字孝立，仍然樂善好施，凡鄉裏有修橋補路的善舉，都要捐款資助。他有十個兒子，第五個兒子名叫魏邦魯，就是魏源的父親。
魏邦魯（1768—1831），字鍾毓，號春煦，監生。因生活所迫，於嘉慶九年（1804）捐了個江蘇的巡檢小官，負責地方治安。後經長州知縣俞德淵推薦，任過蘇州錢局協理五年。到道光八年（1828），升任太倉州寶山縣主簿，管理水利工作。魏邦魯性慷慨，好讀書，“《通鑒綱目》，歲必數過”。在任巡檢期間，常為人調解糾紛，又督課生童學習，頗得百姓信任。嚐從漵浦嚴如熤於京師，受奇門六甲占筮之術，兼聞經世之學。信陰陽風水，極講迷信而又頗通醫術，常為人治病。曾積極參與陶澍改漕糧河運為海運的工作，後來陶澍向朝廷請獎的有功人員名單中就有他。他去世後，事跡載入《荊溪縣誌》。
魏氏族學是比較興旺的。魏源年少時，魏氏家塾由其二伯父魏輔邦管理。魏輔邦（1765—1835），字協昌，號坦齋。乾隆五十五年（1790）入縣學，為附生，補廩生，肄業於嶽麓書院。時任書院山長的羅典對他十分賞識。嘉慶十二年（1807），羅典舉行鹿鳴宴時，曾書一聯贈魏輔邦，聯曰：“川泳雲飛，親茲道味；鸞停鵠峙，稱其家兒。”曾捐金修嶽麓書院魁星閣。魏輔邦自嶽麓書院學成歸鄉之後，就一心投入對子侄的教育。據李柏榮《魏源師友記》記載：“隆回居萬山間，風俗閉塞，素少勵學者，輔邦首為之倡……課子侄及孫輩甚嚴，必延訪名師，不惜重聘，禮貌特隆。每日除塾師功課以外，口講指畫，徹夜不休。故子孫書馨世繼，甲第不絕。猶子默深，聯捷南宮，官江蘇，文章經濟，有聲名重華夷，多輔邦有以教之也。”
在魏輔邦的悉心教導下，不僅魏源深受族學熏陶，魏源的其他族中兄弟也多有成就。其中魏顯達（1790—1854），字南傑，號筠穀。其祖父魏誌正與魏源祖父魏誌順是親兄弟。父名魏邦修。魏顯達於道光元年（1821）中舉，取第二名，而魏源於次年中舉，亦取第二名。生平博聞強記，曾與鄧顯鶴登泰山，於車中背誦杜甫有關齊魯的詩句，全部不漏一字，不錯一字，鄧顯鶴因贈詩雲：“山川能說重當時，舍子多聞定語誰。敖具名嫌原不廢，繹蒙形似更無疑。眼中曆曆奚斯頌，耳底琅琅杜老詩。試問牟贏征五汶，水經地誌得重披。”魏顯達與魏源的關係甚深，常有歌詩唱和。魏源有《村居雜興十四首呈筠穀從兄》、《春雨柬筠穀兄三首》、《秋試下第柬筠穀兄二首》、《夏齋讀書呈筠穀兄》等詩，其中一首說：“篝燈哦製藝，隔壁偷餘光。誓將拾芥效，償此三餘忙。夜間促織聲，伴影如在床。忽念南溪子，安得來共觴。呼童持一尊，送踏草橋霜。與君對溪酌，何異同一堂。”又有《贈筠穀從兄》對聯一副。魏顯達未入仕，善醫術。著有《筠穀未定草》，文清雅，詩淡遠，尤以五言為佳。光緒《邵陽縣誌》有《魏顯達傳》。
魏五達（1799—1869），字連福，號雲軒，是魏輔邦的次子。道光五年（1825）貢生。平生不慕榮利，好讀書，更好藏書。所到之處，凡見珍本，皆不惜重金購買，並告誡子侄說：“其體吾苦，珍藏守世。若拋棄者，是為不肖。”他還把這個意思刻印在各卷之首，以使子侄觸目驚心。魏源有《題雲軒居室》三首：“寧靜以致遠；曠達而養怡”，“懷抱觀今古，述作壽山河”，“讀萬卷書貴能用；樹千秋德莫如滋”。魏五達工詩文，著有《崇實堂文》與《古今體詩》4卷。卒年71歲。
魏進達，字子瑩，早歲能文。後來到江蘇幫助魏源辦理鹽務，興利除弊，很有成績。但他不願做官，寧願回家教育子孫。對魏源說：“親，吾不能逮養，行當歸課子孫，奚逐逐於仕進為。”遂返回邵陽。石達開所部太平軍進擊邵陽時，練團丁，與石達開對抗。卒年8l歲。左宗棠為他撰傳。魏源作《贈子瑩》聯雲：“事縱放心須再慎；言雖到口更三思。”
二、魏源（1794—1857），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原名遠達，字良圖。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他7歲從塾師劉之綱、魏輔邦讀經學史，常苦讀至深夜。其母憐其過勤，每夜定時熄燈讓他睡覺，他常常等二老熟睡後，用被子遮燈默讀。9歲赴縣城應童子試，考官指著畫有“太極圖”的茶杯提出“杯中含太極”讓他作對。魏源摸著懷中二麥餅對曰：“腹內孕乾坤。”考官大為驚異。嘉慶十五年（1810）取秀才，第二年試補廩膳生，嘉慶十八年拔貢。
嘉慶十九年（1814），魏源第一次到北京，沿途所見天災兵禍、民不聊生的景象，為他後來關心民間疾苦、改革弊政的思想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在北京三年，以教讀為生，廣交師友，探索學問，結識了陶澍、賀長齡、林則徐、龔自珍、劉逢祿、董桂敷等名士學者，與他們結下了深厚友誼，這對魏源改革思想和學術道路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嘉慶二十一年（1816）魏源經山東、江蘇等地回到家鄉邵陽。在湖南的兩年多時間裏，曾赴長沙、辰州等地，與友人學者交往，更多地了解了當時社會。道光二年（1822）中舉。
魏源早年“始究心陽明之學，好讀史”，後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學，注重經世致用，與林則徐、姚瑩、龔自珍等相友好。道光五年（1825）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聘，編輯《皇朝經世文編》，接觸了大量有關時政的文獻，更加留心經世致用之學。那時清朝的漕運、鹽務積弊很深，公私交病，陶澍、林則徐先後作過江蘇巡撫、兩江總督，試行南漕海運和票鹽等項改革，總是找魏源商議籌劃。其間，魏源撰有《籌漕篇》、《籌鹺篇》和《湖廣水利論》。道光九年（1829）應禮部會試，與龔自珍雙雙落第，劉逢祿作《兩生行》哀之，從此龔魏齊名。魏源捐內閣中書舍人候補，內閣藏書豐富，得以博覽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當時社會動亂加劇，他目睹江華瑤民起義，深感清政權的腐敗。鴉片戰爭爆發後，外國侵略危機使他更加憤激，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入兩江總督裕謙幕，直接參與抗英戰爭，曾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據其口供寫成《英吉利小記》。後見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歸，立誌著述。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聖武記》，敘述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曆史及軍事製度。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誌於四夷，而憂不逞誌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同年又編成《海國圖誌》50卷。該書是魏源一生體國憂民、重視經世實學、放眼世界的重要標誌。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進士，分發江蘇，任東台、興化知縣。
鹹豐元年（1851）授高郵知州，公餘整理著述，鹹豐三年完成了《元史新編》。後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旋複職，他已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亂多故而辭去。晚年潛心學佛，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輯有《淨土四經》並作《淨土四經總敘》，倡行佛法。鹹豐七年（1857）卒於杭州東園僧舍，終年64歲，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是一位“集前修之大成，開一時之風氣，繼往而開來，守先而待後，係乎百餘年學術之升沉”的時代先驅，因而有晚清學術實啟於龔自珍、魏源之說。而“魏源兼攬眾長，各造其極，且能施之於實行，不徒托諸空言，不愧為晚清學術運動之啟蒙大師”，亦不愧為經世實學的社會實踐家。但在其一係列重要革新思想和措施得不到認可和推行的情況下，又自然地陷入消極迷茫之中，了卻最後歲月。
魏源博聞強記、才華橫溢，一生著述等身，涉及經學、史學、地理、子學各個學術領域，除《聖武記》、《海國圖誌》等巨著外，主要著述還有：《默觚》、《古微堂詩文集》、《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曾子發微》、《子思子發微》、《高子學譜》、《孝經集傳》、《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學古經》、《大學古本發微》、《兩漢古文家法考》、《論學文選》、《明代食兵二政錄》、《春秋繁露注》、《老子本義》、《墨子注》、《孫子集注》等若幹卷。20世紀80年代末其詩文被輯為《魏源集》。21世紀初，嶽麓書社出版《魏源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