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源是首批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之一，注重研究現實問題，開創了經世思想複興和拓新的契機。魏源是提倡“通經致用”的，而要做到這一點，魏源認為首先要“先立其大者”。所謂“大者”，就是關係到“天下之治”的學問。要“通經”，就要著重學習像《尚書·洪範》那種對國家大政具有指導意義的經書，把它學懂弄通。這些經書學不好，那些諱言食兵，隻講義利的書讀得再多也無用。其次，魏源主張學習經學要直觀經義，不要借助後世的傳注，要直接研究東漢的典章製度，由東漢的典章製度再進一步闡明西漢的微言大義。以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做到“通經”。最後，要將經學、政事、文章統一起來，救裨現時當世，服務國計民生,才能真正達到“通經致用”的目的。
魏源在經學領域進行了艱辛的探索。西漢時齊魯韓三家詩為今文經，頗遭冷遇，而毛詩為古文經，獨領殊榮。魏源繼承了今文經“微言大義”的家法，對齊魯韓毛之詩一起研究，欲從《詩經》中探求到三代政風之“深微”。沿此思路，魏源著成《詩古微》一書。魏源自己解釋說：“《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義，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諱例，以揭周公孔子製禮正東之用心於來世也。”可見魏源治詩的主旨，雖也注重經文和版本，但尤其注重主觀體驗，尋求思想內涵。魏源非常強調治經與政事的聯係。在魏源看來，政事沒有經學的指導，就會迷失方向；而經學研究不與政事相聯係，就會變成無補於民瘼國用的腐儒、陋儒。他由經學入政治，堅持經世致用的原則，改造、豐富和擴大了傳統的經世致用範疇的內涵，滲透著新的時代因素，這是魏源經學思想遠高於同時代經學家的地方。
魏源在提倡經學經世的同時，也發出了史學經世的呼籲。他強調研究曆史要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曆史借鑒，指出“今必本夫古”，沒有古就沒有今，古今之間一脈相通，不可割斷。從這一思想出發，魏源先後撰成《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和《元史新編》等飽含經世思想的曆史著作。《聖武記》的寫作意圖在於總結清朝開國以來軍事、政治的經驗教訓，為麵對“英夷”進犯的朝廷提供曆史借鑒。在敘述史事時，著力分析每次戰事勝敗的原因，並以濃重筆墨突出傑出人物個人的軍事才能，反映他們的意誌堅定、號令嚴明、賞功罰罪、決策民主等優良作風，企圖以此糾正道光帝在鴉片戰爭中戰守不定、指揮無能等重大失誤，其現實感極為強烈。《道光洋艘征撫記》的價值在於完整地記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全過程，並且始終貫穿著反侵略反投降的愛國主義精神，表現了魏源思想的敏捷以及真摯的愛國心與強烈的曆史責任感。在《元史新編》中，魏源告誡清統治者加強滿漢聯合，調整民族關係，以集中國力對付日益加劇的內憂外患。同時斥責奸臣叛將，主張改革吏治，著意總結元代治河、鈔法等方麵經驗，其用心顯然是在勸導清朝統治者不要重蹈金元覆轍。
魏源的經世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編纂的《皇朝經世文編》和《海國圖誌》兩部著作中。《皇朝經世文編》選錄從清初到道光五年各家奏議、文集、方誌、文獻中“存乎實用”的篇章2236篇，分門別類彙集而成，全書共65個子目。該書由賀長齡主持，而由魏源具體編輯，在整個編輯原則上以經世思想一以貫之。魏源在書中明確揭示了經世學者的兩大主張。第一，要重視當代典製及其曆史沿革，“蓋欲識濟時之要務，須通當代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第二，要重功效與實際“治術”，絕不可把治國平天下簡單視為修身養性內聖之學的延長，誠所謂“蓋土出禾，禾出米，米成飯，而耕獲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謂土能成飯也。脈知病，病立方，方需藥，而虛實補瀉宜各通其變，不得謂一可類推也”。
《海國圖誌》囊括了世界地理、曆史、政製、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對強國禦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觀點；主張學習西方製造戰艦、火械等先進技術和選兵、練兵、養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為了捍衛中國的獨立自主，號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國人能戰勝外國侵略者；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勿忘“鄂（俄）羅斯並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製造與銷售輪船、火器等，使國家富強；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對清王朝長期昧於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關鎖國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線予以了犀利批判。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指出：《海國圖誌》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藥”。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海國圖誌》之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淨盡，則其在中國曆史上關係不得謂細也。”
四、魏源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作為思想家而著名的，而他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相當高的。他一生不僅寫下了數百萬字的文章，還留下了數百首詩歌。
魏源作文強調崇實黜華，反對“售世嘩世之文”，認為“羽翼美者傷其骸，枝葉茂者傷其荄”。他的文章以議論文居多，多是有為而作，表述其政治觀點和對現實的看法，且能體現其貫通經術、政事、文章的主張。《默觚》作於鴉片戰爭前夕，包括《學篇》14、《治篇》16，就是他對一些傳統思想和政治原則進行深入反思的心得。文章氣勢通暢，大量引用經典之文，尤其是《詩經》之文，以微言大義的方法對《詩經》斷章取義、自作解釋，用以作其議論的依據。議論則如先秦諸子，喜歡用比喻來說理，往往形象生動。行文則駢散兼行，多對偶排比，氣勢充沛，文風頗似戰國荀子之文。如《治篇五》批評腐儒循舊誤國：“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誣今不可以為治，誣古不可以言學……讀父書者不可與言並，守陳案者不可以言律，好剿襲者不可與言文。善琴弈者不視譜，善相馬者不按圖，善治民者不泥法。無他，親曆諸身而已。讀黃、農之書，用以殺人，謂之庸醫；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將不謂之腐儒乎？”對偶、排比、比喻相雜而出，排闥而來，氣勢充暢、語詞生動，行文極其流暢。
鴉片戰爭後，魏源時刻為國家和民族而憂心，無時無刻不滿腔憤慨和激情，其文章也變得激切，排比句使用更加稠密，行文更有生氣。如《海國圖誌·籌海篇三》：“指南製自周公，挈壺創自《周禮》，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製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雲集而鶩赴，又何暫用旋輟之有……而西史言俄羅斯之比達王，聰明奇傑，因國中技藝不如西洋，微行遊於他國船廠、火器局學習工藝，反國傳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洲最雄大國。故知國以人興，功無幸成，惟厲精淬誌者，能足國而足兵。”長句、短句交錯而出，駢散相間而行，語言通曉，氣勢流暢。
經世致用思想也滲透進了魏源的詩歌創作。他強調詩歌要有充實的思想內容，要反映社會現實，對那種追求形式的作品比較反感，在《定庵文錄序》中極力稱讚龔自珍的詩“以朝掌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幹”。其創作的詩歌主要可分為反映時事現實的政治詩和遊山繪景的山水詩兩大類。
魏源很早就將詩筆指向現實，嘉慶十九年（1814）北上入都途中的詩作就有很多是描寫社會景象的。如《北上雜詩七首同鄧湘皋孝廉》第六首寫道：“中野種蕎麥，春風吹麥新。二月麥花秀，三月花如銀。麥秋不及待，人饑已奈何。明知麥花毒，急那擇其他。食鴆止渴饑，僵者如亂麻。冀此頃刻延，償以百年嗟。投之北邙坑，聚土遂成墳。明年土依然，春風吹麥新。勿食蕎麥花，複作坑中人。”描寫了春荒時節，青黃不接，農民隻有飲鴆止渴，以吃蕎麥花充饑，結果導致中毒死亡的悲慘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