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選州長
《競選州長》是美國著作家馬克·吐溫（1835~1910）的作品。
《競選州長》與長篇《鍍金時代》一起，為美國批判現實主義開拓了道路。《競選州長》提出了美國非常重大的社會問題——美國民主政治的實質問題。小說的主人公是“我”，代表獨立黨參加紐約州州長的競選，另外兩個競選人是共和黨的伍德福和民主黨的霍夫曼。“我”的名聲不錯，而那二人“如果說也曾知道愛護名聲的好處，那是以前的事情了。”但“我”卻被報紙進行接連不斷的造謠汙蔑，說他是偽證製造者、小偷、盜屍犯、酒瘋子、舞弊分子、訛詐專家，甚至有人到他家裏搗毀他的家具和窗戶，搶走了他的財物，還寫匿名信恐嚇他。最後，“我”在一次競選講演時，竟然有9個不同膚色的剛學走路的小孩，被唆使衝上講台，緊抱“我”的雙腿，管“我”叫“爸爸”。“我”在極度恐慌下，終於被迫退出州長競選。
小說從“民主選舉”和“言論自由”兩個側麵，對美國政治生活進行辛辣的諷刺，揭露了“民主選舉”和“言論自由”的欺騙性、虛偽性和恐怖性。它對資產階級政客收買報刊，把它當作造謠中傷、訛詐、恐嚇、羅織罪名、置人死地的工具，加以高度集中和藝術誇張，揭示了“民主選舉”根本不是“人民自由意誌的表現”，而是對人民群眾的欺騙和愚弄。而以“言論自由”標榜的報紙，根本無“真實”和“自由”可言，完全是政客們手中的工具，專事造謠惑眾，不顧事實和真理。
《競選州長》篇幅雖短，卻寫得潑辣，俏皮，諷刺十分有力，是對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絕妙的政治諷刺畫。作品在構思人物雙方（“我”與另兩個競選人）的衝突時，有意把“我”設計為“聲望還好”的“正派人”，與對手的卑鄙無恥相對照，加深了作品的矛盾，形成強有力的諷刺。小說對於競選對手的“揭發控告”讓事實自己出來證明其純屬無中生有的造謠。因此，揭發的罪狀越重，越顯出了揭發者的卑鄙無恥，使對手們控告的過程成了自我暴露的過程。這種對事實本身加以誇張達到諷刺的手法，馬克·吐溫運用得相當成功。如控告“我”犯了“偽證罪”，而“我”卻根本沒有去過作案地交趾支那，控告“我”是“小偷”，而“我”根本沒去過出事地點，等等。《競選州長》把“我”的名字直接寫成作者自己的名字“馬克·吐溫”，這一構思加強了作品的真實感。
作品在語言運用上以多種手段來加強諷刺性。如用反語“我偃旗息鼓，甘拜下風”、“我達不到紐約州州長競選所需要的條件”等等諷刺了競選的虛偽性。又如：“至於香蕉園，我簡直就不知道它和一隻袋鼠有什麼區別”；“於是我漸漸對報紙有了戒心，一拿起來就覺得提心吊膽——很像一個人想睡覺的時候去揭開床毯，可是腦子裏卻擔心那底下會有一條響尾蛇似的”，不僅比喻妙語驚人，並產生強烈的幽默諷刺效果。
小說在結構上也獨具一格，一開頭作了簡單的交代後，即以“我”為中心“摘引”了大量報刊文字和信件，作者的敘述則以穿插方式用來串連“摘引”。這種結構方式不僅增強真切感，又使作品精煉，生動，別開生麵。
小說凝聚了馬克·吐溫對美國政治的長期觀察和體會。在創作《競選州長》前一年，作者曾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我一直最恨政治。”這可以看作《競選州長》的思想基礎。《競選州長》中的霍夫曼，正是當時紐約州長。他是鐵路大王伊利鐵路公司的代理人，這個公司在各級議會、政府中都安插了自己的人，這家公司每年支出的賄賂和訴訟費，即達70萬美元。可見他們是紐約以至美國民主政治的實際操縱者。在《競選州長》發表後不久，1871年春天，馬克·吐溫又發表一文，附有一組漫畫，畫麵上有座“大廈”，標明是伊利鐵路公司總部。大廈裏有投機巨頭高爾德和霍夫曼，這夥人在畫麵上忙於向議員們行賄，對老百姓敲詐勒索。這一切證明了《競選州長》的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對資產階級政治生活直接幹預的勇氣。可見，馬克·吐溫所說的“最恨政治”，指的是這些政客惡棍操縱的黑暗、腐敗、虛偽的政治。
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
《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是美國作家是馬克·吐溫晚年優秀的中篇小說，寫於1899年。
赫德萊堡是作者虛構的市鎮，居民自詡為“最誠實、最清高的市鎮”，在遠近享有“不可敗壞的市鎮”的美譽。然而一個過往的異鄉人因為一次被這個市鎮的人所侮辱，決定要報複，辦法就是從精神上、道德上“敗壞這個市鎮”。6個月後，這個異鄉人把一口袋金子送到這個鎮上的老出納員理查茲家裏，留下條子說明把這袋重160磅4盎司、值4萬元錢的金子送給一個曾幫助過他的恩人，卻又不指明恩人的姓名就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