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文學”也出現一些重要特征。如文學寫作的“思維過程”，被規定為這樣的公式：“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創造的形象），也就是個別（眾多的）——一般——典型。”這一公式被奉為金科玉律，因而創作和閱讀過程中的“形象思維”、直覺、體會等，都被堅決地予以拒絕和清除。此外，通過廣泛運用象征方法來強調“革命浪漫主義”，通過選取比實際生活更理想的典型，虛構由“革命”所激發的浪漫想象也是常用的一種手段。
“文革”期間，“無產階級文學”隻能寫“社會主義建設和鬥爭”、隻能寫中共領導的革命鬥爭生活。“社會主義文學”必須把創造新人形象（在不同時期和場合，可以替代的概念有“正麵人物”、“先進人物”、“英雄人物”、“工農兵英雄形象”等）作為“中心的”或“根本的”任務。一方麵，所有的作品必須主要表現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在作品中又必須居於中心的、絕對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麵，塑造的英雄人物必須“高大全”，不允許有什麼思想性格的弱點。因而，這一時期提出了“三突出”的（涉及結構方法、人物安排規則）的“創作原則”，作為實現這一“根本任務”的“有力保證”。這種創作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紀式”的，事實上是企圖嚴格維護社會政治等級在文學結構上的體現。
“文革”期間，戲劇在文藝諸樣式中，顯然居於中心地位。戲劇既是選擇用來進行政治鬥爭的“突破口”（對《海瑞罷官》、“三家村”雜文的批判），也是用來開創“無產階級文藝新紀元”的“樣板”的主要形式。處於“中心”的戲劇對文學其他樣式產生重要的影響。
戲劇對其他文學樣式在結構上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為詩、小說、散文的“場景化”。文學創作按照戲劇衝突的設置和結構來安排矛盾的開端，發展、高潮、解決，並且注重人物的“角度化”，在人物間安排許多戲劇台詞式的對白。
詩歌創作和其他文學樣式一樣，也受到“四人幫”反動文藝路線的嚴重摧殘。在“新詩也要學習樣板戲”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的口號下，抒情詩幾乎被扼殺了，敘事詩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茫之中，步入歧途。這個時期充斥報刊的大多是脫離生活、脫離人民、沒有詩味的“詩歌”。但是一九七六年春，天安門廣場爆發了震撼全國和全世界的“四五”革命群眾運動，作為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天安門詩歌”是矗立在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學創作，雖然是荒蕪的、蕭條的、令人沮喪的，但也出現了以往不曾見過的一些特殊的文學現象，諸如天安門詩歌、優秀手抄本作品等等。研究這些文學現象產生的背景和原因、它的特點和社會作用，對於認識社會主義文藝運動的發展規律，了解中國當代文學史有著很大的幫助作用。
“文革”時期的小說
“文革”時期的小說，總體上以反映政治觀念為主，但也有一些頗具思想性、藝術性的作品。
這個時期出現最早的一部長篇小說是《虹南作戰史》它反映的五十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矛盾鬥爭，完全是按照“從路線出發”、“主題先行”的反現實主義方法臆造的，根本不符合曆史生活的實際。此書藝術上也極其低劣：人物不僅沒有個性，連形象的具體可感性也沒有；結構支離破碎，情節不是按生活的邏輯發展，而是為作者的主觀意圖所驅使並淹沒在大量的議論之中；語言是說教式的，幹癟乏味，絕無生活氣息。
這一時期，還存在著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錯誤的作品，如《前夕》（胡尹強）、《我們這一代》（盧群）、《大海鋪路》（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藝創作組），《牛四洋》（南哨）等。
當然，這一時期也有一些長篇小說，尚有一些切實的生活感受，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也兼有某些可取之處，如諶容的《萬年青》和浩然的《金光大道》。他們都有豐富的生活積累，因而在作品中較生動地描寫了在建立和鞏固集體經濟的鬥爭中農村各階層各色人等的精神狀態及其相互關係，人物性格也比較鮮明。然而應該指出，他們的藝術構思以及對自己所描寫的生活的認識和評價，由於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因而也嚴重地損害了作品中的現實主義，導致了許多不真實的描寫，在讀者中造成不好的影響。
還有一些作家運用唯心主義創作模式，塑造人物、描述事件不從生活出發，而從主觀概念出發，突出虛假的社會矛盾，人物完全成為某種精神的化身，公式化概念化嚴重，這類作品毫無藝術價值，但它們作為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卻有助於我們認識文學創作所經曆的災難。
這一時期思想和藝術都比較好的作品大都形成於“文化大革命”之前，其思想性和藝術性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幹擾。如克非的《春潮急》，以鮮明的個性描寫和濃鬱的鄉土氣息，相當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四川西部一個山村圍繞著辦社而展開的複雜尖銳鬥爭，表現了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和堅定性。盡管作者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也受著極左思潮的影響，但是對於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畫與剖析，以及某些生活場麵的生動描繪，卻給人們帶來了一股清新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