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文學概述
建國後的文學雖然處於不斷摸索的過渡時期，但作家們經過不懈地努力，總體上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隨著“左”傾思潮的泛濫，文學作品風格與藝術形式受到限製，有創造力和個性的作品並不多見。
這種情況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而愈加顯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國文學倒退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以文學創作的“蕭條期”、“災難期”而載入文學史的。這十年，文學創作遭到嚴重的摧殘。從1966年所謂“砸爛文藝黑線”（全國文聯及其各文藝協會被迫解散、文藝刊物被迫停刊、文學出版社被迫取消、文藝工作者被迫到農場勞動）以後，直到1971年，在長達5、6年的時間裏，偌大的中國沒有產生一部文學作品，這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罕見的現象。
1971年以後，文學創作出現了逐漸“複蘇”的苗頭。這個時期產生的文學作品，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思想和藝術都好的極少；相當一批作品宣傳極左思潮，內容虛假，藝術低下；還有一些作品雖有一定的生活體驗，但由於受到了極左思潮不同程度的影響，以至粗製濫造，嚴重的公式化。總之，十年“文化大革命”徹底破壞了建國後文學發展的局麵，造成了創作上令人痛心的曆史大倒退。
“文革”期間，文學創作、文學問題與政治問題、政治活動結合在一起，提出了“文學為政治服務、成為鬥爭武器”的口號，政治觀念、意圖直接轉化為藝術作品。同時，作品也更明確地被賦予政治的意義。“文革”前夕對小說《保衛延安》、《劉誌丹》和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評論，是著名的實例。這些作品，既被看作是文學文本，也被看作是政治文本。在破除文學生產、文學文本的“獨立性”和“自足性”的同時，又將文學生產、傳播、批評納入國家政治運作軌道上，“文革”的政治傾向有了相當全麵的實現。
此後不久，大多數作家、藝術家開始受到各種迫害。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不同範圍受到“批鬥”，遭受人身摧殘，有的被拘禁、勞改，還有一些作家因此失去生命。由於“文革”的激進派別指控“十七年”（指1949~1966年）文藝界為“黑線專政”，於是大多數作家被看作是“黑線人物”、“反動文人”而打入另冊。由於作家、知識分子是要徹底破除的“舊文化”的主要傳承者，所以，這場運動加劇了對他們迫害的廣泛性和嚴重程度。
“文革”開始的最初幾年裏，除極個別作家（郭沫若，浩然，以及一些工農出身的作家，如胡萬春、李學鼇、仇學寶等）仍可以發表作品外，其他作家普遍失去了寫作資格。1972年以後，作家中可以發表作品的人數有所增加，如李瑛、賀敬之、顧工、草明、張永枚、瑪拉沁夫、茹誌鵑、臧克家、姚雪垠等，但大部分仍不能（有的則是不願）寫作。
個別作品和理論著作，在經過審查後，也獲準重新印行，如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賀敬之的《放歌集》，張永枚的詩等。這些重版的著作，大多作了響應當時的政治要求的修改。
“文革”期間，也有一些新的作者出現，他們中的有些人成為“新時期”作家的一部分，如莫應豐、張長弓、梅紹靜、王小鷹、諶容、劉心武、徐剛、鄭萬隆、梁曉聲等。
這一時期，各種文體如詩、散文、小說的發表，許多仍以個人署名的方式。但是，“集體創作”得到鼓勵和提倡。“集體創作”這一名詞在1958年就作為一項顯示“共產主義思想”的事物提倡和實行過，《文藝報》還發表過《集體創作好處多》的專論。當時一部分有影響的作品，就是以“集體寫作”方式實現的。如《金訓華之歌》（仇學寶、錢家梁、張鴻喜）、《牛田洋》（署名南哨）、《桐柏英雄》（集體創作，前涉執筆）、《虹南作戰史》（上海市《虹南作戰史》寫作組）、《理想之歌》（北京大學中文係72級創作班工農兵學員）等。
這一時期，與國外的文化交流，幾乎處於隔絕的封閉狀態。少量的文化交流（文化團體的訪問、演出，文學作品的譯介），主要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考慮。對外國哲學、文學藝術等的譯介工作，也基本上陷於停頓狀態。隻是到了1973年以後，外國文學的翻譯、出版，才在極有限的範圍裏進行。上海從1973年11月起出版了“內部發行”的刊物（摘譯），譯載的主要是當代的蘇聯（以及日本、美國等國家）的一些小說和文學理論文字。幾家主要出版社，也有少量翻譯作品出版。這一時期，翻譯和出版的總體停頓讓私人藏書有了發揮的空間，部分私人藏書在知識分子與知識青年中流傳。
“文革”期間的文學，由於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存在著不同的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公開出版物上發表的作品，另一部分則是在秘密或半秘密狀態寫作、傳播的作品，也就是俗稱的“地下文學”手抄本作品。
公開出版的文學創作，在文學觀念和藝術手法上，基本上遵循著文學激進派所確立的創作原則和方法。事實上，“文革”期間被稱為“樣板”的作品，許多是對五六十年代或延安時期作品的修改或移植。“文革”期間創作的小說、詩、戲劇，其藝術經驗，也主要來自五六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