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郭路生也仍有詩作發表，如《瘋狗》、《熱愛生命》、《人生舞台》等。出版有詩集《相信未來》（1988）、詩合集《食指、黑大春現代抒情詩合集》（1993）和《詩探索金庫·食指卷》（1998）。他用得最多的詩體是四行一段的“半格律體”，但他具有強烈的叛逆精神，敢於表達真實的情感和體驗。因此，這些詩在當時同樣處於困惑的青年中引起震動，也對後來的青年詩作者產生過重要影響。
《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寫“知青”離開北京“上山下鄉”，火車開動的那種“強烈晃動”的心理反應。《相信未來》中，對“未來”的理想主義的確信，是出於對現實生活的悲劇性質的批判。郭路生的這些詩，當時以手抄方式流傳。它們在刊物上刊出，是在“文革”結束之後。
1969年以後，一批北京的中學生，先後到河北安新縣境內的白洋澱地區（或毗鄰地區）“插隊”，他們中有根子（嶽重）、多多（栗士征）、芒克（薑世偉）、林莽（張建中）、宋海泉、方含（孫康）等。
另外，還有一些北京、山西等地的青年，與他們關係密切，互相交流看法和詩藝，如北島（趙振開）、江河（於友澤）、嚴力、鄭義、甘鐵生、陳凱歌等。這些“知青”原來大多就讀北京有名的中學，出身於知識分子或“高級幹部”家庭，有比較廣闊的閱讀範圍。“文革”中，廣泛涉獵當時屬於“禁書”的中外文學、政治、哲學等方麵書籍。他們的寫作，不可能獲得認可，也沒有公開發表的可能，甚至會帶來風險。他們這一時期的詩作，有對於現實生活的批判的主題，也寫下他們生命的受挫過程，表達自身對於時代的迷茫和痛苦的體驗。
在藝術方法和表現形式上，借鑒了中國現代詩歌和外國詩中的優秀元素。詩中描述的情景，許多來自他們讀到的詩、小說，而與作者當時生活環境的關係並不是很密切；由於心理上和在實際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覺，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抒情方式上更傾向於俄國詩人（如普希金、葉賽寧、茨維塔耶娃等）。白洋澱詩群（以及存在於別的地區的詩歌寫作圈子）的詩有特定的“發表”和傳播方式。他們的作品主要靠小圈子傳看、傳抄的閱讀方式傳播。
白洋澱詩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多多、根子等。芒克1969年16歲時，與多多“同乘一輛馬車來到白洋澱”，並在這裏生活到1976年初。他的代表作有：1973年前後寫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獻詩》；1989年出版有《芒克詩選》。
他的詩最大的特點就是自然，一方麵表現為詩人與大自然的接近，或對自然的融入；另一方麵表現為詩質的“直接性”。如“他詩中的‘我’是從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體現了一種自然風格。
詩人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澱“插隊”的。他在1971~1972年間，寫有《三月與末日》、《白洋澱》、《橘紅色的霧》、《深淵上的橋》等八首長詩。目前見到的隻有《三月與末日》和《白洋澱》的殘篇。
白洋澱詩群的另一重要詩人是多多。多多說他是在嶽重的詩的“刺激”下開始寫作的。他白洋澱時期的作品尚存40餘首。比起芒克等人來，他的抒情有著較多的“現代”意味，帶有一種對世界、自我的審察和思考的傾向；在1988年，他獲得今天文學社的“首屆今天詩歌獎”，他出版的詩集有《裏程》、《行禮：詩38首》。
“文革”期間的“知青”詩歌，尤其是“白洋澱詩群”的創作，所采用的藝術手法和表現的詩歌主題，有的在“朦朧詩”中得到發展，而有的則並未得到有力的承續。由於這些作品大都處於秘密狀態，造成的影響非常有限。真正在文革時期掀起波瀾的詩歌則要算有劃時代意義的“天安門詩歌”了。
“天安門詩歌”
1976年1月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了。噩耗傳來，舉國上下，萬分悲慟。然而當時身居高位的王、張、江、姚“四人幫”卻欣喜若狂，他們不擇手段地壓製和阻撓人們的悼念活動，並且肆無忌憚地散布流言蜚語，繼續陷害周恩來同誌，而在這些罪惡活動的背後，他們加快了篡奪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步伐。麵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3月底，南京首先出現了反對“四人幫”、保衛周恩來的大幅標語。接著，鄭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也開始以各種方式公開悼念周恩來同誌。4月5日前後，北京數百萬群眾彙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用淚水、黑紗、白花、詩詞、挽聯、花圈、誓言、講演、血書……表達對人民的好總理的刻骨銘心的哀思，怒斥和聲討“四人幫”的滔天罪行。那幾天，天安門廣場變成了莊嚴肅穆的奠堂和營壘分明的戰場，久蓄在人們心中的愛與恨，像火山熔岩一樣迸發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四人幫”為了挽救自己的厄運，運用國家機器對這次運動進行了鎮壓。作為“四五”運動的重要表現形式，詩歌是人們的主要戰鬥武器。在“四五”的那些日子裏，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張貼了成千上萬首詩詞。這些詩詞的作者絕大多數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學生、農民、戰士、幹部……他們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在自己詩詞中表達了對周恩來的深沉的愛和對“四人幫”的無比的恨。當時有一首詩歌是這樣讚美這些詩詞的：
紀念碑前灑詩花，詩刊不登報不發。
莫道謠文篇篇載，此是人民心底花。
（《神州正演捉鱉兵》之十）
正因為如此，它們在億萬群眾中就引起了強烈的共鳴：誦者聲淚俱下，聽者熱淚盈眶，讀者奔走相告，抄者廢寢忘食。這在中外曆史上都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文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