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新時期”覺醒的作家一方麵堅持對問題的披露，一方麵盡力避免陷入當時老套的演繹觀念。他們以人物生活為中心來聯結中國各時期的政治事件，並從人物的命運給予曆史反思。這種處理方式，幾乎囊括了所有看作反思小說的那些著名作品，如短篇《內奸》（方之），《李順大造屋》（高曉聲），《“漏鬥戶”主》（高曉聲），《剪輯錯了的故事》（茹誌鵑），《月食》（李國文），《小販世家》（陸文夫），《我是誰》（宗璞），《小鎮上的將軍》（陳世旭），中篇小說《布禮》（王蒙），《蝴蝶》（王蒙），《人到中年》（諶容），《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張一弓），《河的子孫》（張賢亮），《洗禮》（韋君宜），《美食家》（陸文夫），長篇《芙蓉鎮》（古華）等。
小說的主人公通常在一種沉鬱的氛圍中出現，他坎坷的人生與社會政治的重要事件相連，其坎坷曲折的命運往往令人感歎。通過這樣的描寫和框架結構來體現出反思小說的藝術價值，從而表現出作家獨到的感性體驗和對曆史的思考深度。
曆史創傷小說
“曆史記憶”的主要書寫者，是在50年代受到打擊、有過20餘年苦難生活經曆的一批作家，如王蒙、張賢亮、劉心武、陸文夫、高曉聲等。這些作家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社會急劇轉折時期確立他們的政治信仰、文學立場的。他們接受了“階級論”和“集體主義”作為自己的世界觀，也接受了文學對於政治的“服務”的文學觀。不過，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想仍在他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有時會成為他們思想情感中的主導因素。由此他們“複出”之後，20餘年的創傷記憶，很自然地成為小說取材的中心。在有些作家那裏，甚至成為難以逾越的取材區域。
王蒙在八九十年代特別多產。除小說創作外，還發表了大量的散文隨筆，創作談，批評文章，以及一些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論文。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傷痕”、“反思”小說時期，王蒙的涉及“文革”的作品，很快就離開那種揭露、控訴的題材和情感方式，也離開當時普遍采用的曆史事件的結構框架。作品更多表現對出人的心靈現實的關注，和對曆史理念、邏輯所作的哲理思辨。這些作品的基本主題，是個體與他所獻身的“理想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小說的主人公一開始都具有獨特年代所賦予的理想化信念，並熱情參與對“新世界”的創造。但“理想社會”不僅沒能有力實踐這一信念，反而使獻身者受到傷害和陷入精神上的迷誤。在探索這一曆史現象時，他的小說表現出一種“辯證”觀點。他不把曆史的責任歸於某一或某幾個人，也不想以某種僵硬的倫理觀來裁決人事。他竭力從混亂中尋到秩序建立的可能，從負有責任者那裏發現可以諒解之處，也會在被冤屈、受損害者中發掘其弱點，和需要反省的“劣根性”。在一些作品裏，曆史和個人曲折命運會被歸結為某一浮淺的政治命題，但在同一作品或另外的作品中，又有深沉的人生感悟浮現，並接觸到現代中國曆史的一些基本主題。對於曆史和自身的反省態度，使他的小說避免了普遍性的感傷，種種的矛盾和複雜性，是他的小說的內涵，也同時存在一種對曆史和精神含糊不清的態度；而“辯證”觀點與精神上的曖昧關係，也常常令人分辨不清。《活動變人形》是具有執著反省精神的長篇。它寫倪吾誠的人生的失敗，試圖在東西文化衝突中，表現知識分子身心的困窘處境。作者曾說，這部小說他寫得十分痛苦。這種痛苦可能不隻是來源於認識到的文化矛盾，更可能與作者設身處地的切膚之痛有關，作品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上的失望。在這部長篇中，“封建文比”的殘酷、野蠻由一組女性體現。缺乏諒解的深層的記憶，使這些女性的“惡魔”性格，被毫不留情地刻畫出來。
王蒙在小說藝術上，作了多樣的探索。80年代初的《布禮》、《蝴蝶》、《春之聲》、《夜的眼》，采用了“意識流”方法，以主要人物的意識流動來組織情節、架構作品。這引起了讀者的驚喜，並引發了有關“意識流”問題的爭論。在《名醫梁有誌傳》、《來勁》、《球星奇遇記》和《堅硬的稀粥》等作品中，運用的是戲謔、誇張的寓言風格。這時，他似乎有意離開了“寫實”的路子，放棄了典型情節的構思和人物性格的刻畫，而更關注於心理、情緒、意識、印象的分析和聯想式的敘述。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流動的敘述方式：詞語的組合變化，連續展開的句式，誇張、機智、幽默的充分運用，等等。當然，當敘述者有時過分迷醉於在敘述中體現的智力優越感時，也會走到缺乏控製的“濫情”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