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揭露“文革”的曆史創傷的小說大量湧現，如：《神聖的使命》（王亞平），《高潔的青鬆》（王宗漢），《靈魂的搏鬥》（吳強），《獻身》（陸文夫），《姻緣》（孔捷生），《我應該怎麼辦》（陳國凱），《記憶》（張弦），《鋪花的歧路》（馮驥才），《大牆下的紅玉蘭》（從維熙），《重逢》（金河），《楓》（鄭義），《一個冬天的童話》（遇羅錦），《生活的路》（竹林），《羅浮山血淚祭》（中傑英），《天雲山傳奇》（魯彥周），《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周克芹）等。
“傷痕文學”最初帶有批評性和貶斥的含義。這些作品的感傷的、悲劇性的情感基調，揭露性的取材趨向，在一些批評家看來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學”、“寫陰暗麵”等文學傾向在80年代的重演。因此，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圍繞《傷痕》等作品，評論界發生了熱烈的爭論。評價上的分歧集中在作品的意識形態含義和社會功用上，否定者認為，“傷痕”暴露太多，“影響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鬥誌”。肯定者從“接受”的角度，認為它們可以發揮“使人警醒起來、感奮起來”的社會功能。這一爭論被看作是40年代初（延安）和五六十年代有關“歌頌”和“暴露”，有關“寫真實”等爭論的延續。
繼“傷痕文學”又產生了“反思文學”。這兩個概念的出現略有先後，各自指稱的作品，大體上也可以按時間加以排列。但是，在特征上兩者的界限並非十分清晰，有的作品，也很難明確它們的歸屬。即使那些具有鮮明的類屬特征的作品，也並不一律按時間的先後呈現。這些複雜的情況表明，它們隻是對這一時期創作的一種大致的描述。一種說法是，“傷痕文學”是“反思文學”的源頭，“反思文學”是“傷痕文學”的深化。
相對於“傷痕小說”，反思小說對問題的提出有明顯的變化。小說的主題動機和結構，表現了作家這樣的認識：“文革”並非突發事件，其思想動機、行動方式、心理基礎，與中國當代社會的基本矛盾，與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義”的積習相關連。對於“文革”的性質，產生的社會曆史根源及“責任”，作家以對現代化國家的熱切追求出發，來表達他們的相當一致的思考。
在這方麵，同時出現的“改革文學”也有著相同的思想基點。反思文學揭露、思考“文革”對現代化的阻滯和壓抑，改革文學則麵對“文革”的“傷痕”和“廢墟”，呼喚改革。蔣子龍在這個時期，對這一題材特別關注。他1979年發表的短篇《喬廠長上任記》，被看作是“改革文學”的代表作。屬於此類的作品，還有《沉重的翅膀》（張潔）、《龍種》（張賢亮）、《花園街五號》（李國文）等。“改革文學”或“改革題材小說”既貼緊現實要求社會進步，又能平衡“文革”、“傷痕”，因而受到指導創作的部門的重視和提倡。
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文學潮流，“傷痕”和“反思”文學在1979年到1981年間達到“高潮”，此後勢頭減弱。
藝術形態的生成和特征
在80年代，小說文學對“文革”的敘述，一開始表現得有些“雜亂”。大多數作品側重個人的經驗，在思想意識上表現多麵性。這種情況，在要求規範思想觀念和敘事藝術的文藝界看來是不成熟和危險的。而此時，得到具有強烈啟蒙意識的作家的呼應。文學的選擇和規範，在80年代表現為更多樣的方式。
文學批評自然承擔著將文學作品導向正確的思想政治方向的最重要任務。例如，對於電影《苦戀》、小說《飛天》、《在社會的檔案裏》等的討論和批判，給批判性主題創作提出所應依循的邊界。《愛，是不能忘記的》的討論，質疑了個人生活、情感表現的價值。
以文學方式反思“文革”，其實在“文革”還未結束時就已開始。60年代末以後的處於“地下”狀態的青年詩歌，以及後來的一些手抄本小說等，就寫下了作者對“文革”的情感反應，以及他們對“文革”的懷疑和批判，並表達了他們的精神向往。這些指的是郭路生、芒克、多多、根子、北島等的詩，以及《公開的情書》、《波動》等中篇小說。
那時，反思性的寫作並未形成潮流，再加上當時社會的複雜，因而，作者的體驗和思考，表現出較明顯的多向性。“文革”後“傷痕”、“反思”、“改革”小說的反思性創作，表現了作家不同的思想藝術造詣。但是，多數作品有相近的傾向。其相當一致的看法是，“文革”是曆史的倒退，是“野蠻代替文明、迷信代替科學、愚昧代替理性”的蒙昧時代。作家基於啟蒙理性的信仰，把當代中國和“文革”的社會矛盾，概括為“文明與愚昧的衝突”。
這期間，反思“文革”和表現社會改革的“問題小說”，在20世紀中國小說中頗為發達。對“文革”期的反思，和現實社會問題的性質、根源的深究，是這些作品的創作動機，並成為它們的形態特征。許多小說使用了圍繞所提出的問題而展開分析、證明的結構。在敘述方法上，借助人物、或敘述者的議論，來表達對當代社會政治和人生問題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