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現新的生活矛盾與精神困惑上，寫於1981年的短篇《本次列車終點》（王安憶）和中篇《南方的岸》（孔捷生），是“知青文學”表現這種轉移的最早作品。這兩篇小說的題目都具有雙重寓意：“終點”與“岸”，都意味著到達和尋得歸宿，意味著漂泊的結束；但是，小說中所表達的，則是另一種性質的漂泊無定生活的開始。此後，知青小說在生活評價上開始分裂。或者繼續堅持對“文革”的“上山下鄉”運動的否定，和對生活的荒謬性的冷靜批判。或者在複雜的曆史過程中，尋找值得珍惜的部分，以維護一代人的尊嚴。對於知青價值的挖掘，梁曉聲的創作是有代表性的。他在《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雨》、《雪城》等小說中，寫到了知青所受的愚弄，但也表達了“我們付出和喪失了許多，可我們得到的，還是比失去的多”的“無悔”宣言。在張承誌、史鐵生的“知青”題材的寫作中，對往昔生活的挖掘，則表現為另一趨向。他們在開始時，已明顯離開社會政治視角，而著意挖掘民間的人物性格，並作為自我和社會更新的力量。
“文革”初期與後期的知青，在對生活的看法上，也有許多的變化。王安憶曾對比地談及六九屆初中生的情況，說他們並沒有形成如“老三屆”那樣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觀。阿城和李曉的小說雖然也寫知青生活，但其視角和題旨，已難以用“知青文學”來概括。阿城和李曉由於家庭等方麵原因，“文革”中被排除在“運動”之外，成了“旁觀者”，有可能看到置身其中者所難以看到或忽略的事態。李曉的短篇從題材的時間“次序”上說，他首先寫的是“知青”返城後的情況。《繼續操練》、《機關軼事》、《關於行規的閑話》等，寫返城後從事各種職業的“知青”，為權、利等欲望所進行的“操練”——鑽營、欺詐和不擇手段的傾軋。在這之後，他才回過頭來，在《屋頂的青草》、《小鎮上的羅曼史》和《七十二小時的戰爭》中，追敘這些權勢場上的“弄潮兒”在“文革”中的經曆；這似乎包含著對他們現實行為所作的探討。他用嘲諷、調侃的“喜劇”方式來處理這些“悲劇事態”，作品的內涵蘊藏著濃重的宿命的悲哀。他關心的是發生在這些為生存而掙紮、搏鬥的青年人身上的人性扭曲過程及後果。著力於知青生活題材小說創作的作家，還有葉辛和張抗抗。
“知青文學”作為一種潮流，在80年代中期以後已失去實質意義。當然，這場牽涉到千百萬人的命運的運動，留在許多人記憶中的不可能很快消失，它對現實的影響仍在繼續。況且，這一曆史事件所提供給文學的“資源”，也很難說已經被充分挖掘。因此，這段“曆史”還會被不斷提起。80年代後期，有關的作品有張抗抗的長篇《隱形伴侶》，陸天明的長篇《桑那高地的太陽》，郭小東的長篇《中國知青部落》，鄧賢的紀實性長篇《中國知青夢》，陳凱歌的自傳性作品《龍血樹》，以及90年代知青的回憶錄《回首黃土地》、《草原啟示錄》、《魂係黑土地》、《劫後輝煌——在艱難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屆、共和國第三代人》等。不過，在進入90年代以後，知青由對自身的回顧轉化為對現實的成功者的懷舊。在這樣的潮流中，陳凱歌的《龍血樹》具有特殊的意義。作品既從具體情景上，也從意義的象征上，來試圖揭示其中的時代曆史和個體命運。
“尋根”文學
在80年代中後期，小說創作出現了另外一些潮流，出於對現實社會的不同認識，小說家們在創作題材與藝術表現形式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比較重要的有發生於中期的“文學尋根”和80年代末的“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等。
在1983年~1984年間，以“知青作家”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韓少功、李陀、鄭義、阿城、李杭育、鄭萬隆、李慶西等，圍繞文學“尋根”問題，召開過座談會交換意見。1984年年初，李陀在一篇文章裏，第一次使用了“尋根”這一詞語，表達了“渴望有一天能夠用我已經忘掉了許多的達斡爾語，結結巴巴地和鄉親們談天，去體現達斡爾文化給我的激動”的意思。
1985年的夏天，“知青作家”便紛紛在報刊上撰文，倡議、宣揚有關文學尋根的主張。韓少功發表了《文學的“根”》作為這次文學運動的“宣言”。他認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該深置於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裏，根不深，則葉難茂”，認為我們的責任，“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民族的自我”。其他相關的文章有：鄭萬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阿城的《文化製約著人類》，鄭義的《跨越文化斷裂帶》等。他們表述了同一個觀點：中國文學應該建立在廣泛而深厚的“文化開掘”之中，開掘這塊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層”，才能與“世界文學”對話。
在理論闡述中，一些體現這一觀點的早期文學作品被作為範例列舉。汪曾祺發表於80年代的，取材於家鄉（江蘇高郵地區）市鎮舊時風情習俗的短篇《受戒》、《大淖記事》等。賈平凹從1982年起發表的有關陝西商州地區的創作，以及稍後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說”係列（《沙灶遺風》、《最後一個漁佬兒》等），也都被指認為是體現“文學尋根”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