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文學界對這一話題的討論逐漸展開，影響也迅速擴大。
文學“尋根”的提倡，既得到熱烈歡迎，也受到非難和批評。批評的主要根據之一，是指責它表現出的“複古”傾向，會導致批判性反思的傳統文化的回歸。在文學取材和主題意旨上，則擔心可能使創作過於脫離實際生活狀態，而忽略對現實社會問題和矛盾的揭示。
在文學“尋根”的主張發表三年後，發起者之一的李慶西撰文，指出他們當初的主要意圖，是在於“尋找民族文化精神”，以獲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實際上回答了人們有關他們脫離現實的責難。從社會文化背景，以及當時的文學狀況等方麵考慮，文學“尋根”的提出，應該說有一定的必然性。
重提科學、民主的口號，向西方學習，反思傳統以走向未來，是當時主要的社會思潮。與此同時，80年代東西方文化“碰撞”，使文化比較和不同文化的價值觀的評價重新凸現。一些作家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現代化”進程和“文化衝突”所產生的令人困惑的難題，他們認為，將尋找自我和尋找民族文化精神聯係起來，將能為社會和民族精神的修複提供可靠的根基。
文學“尋根”的提出，還存在著文學本身的更為直接的動機。80年代的不少作家，認為可以通過借鑒西方現代文學，來解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難題。一時之間，出現了關注西方文學的熱潮，引起了文學觀念，方法上的革新。在對於西方現代文學曆史和作家的狀況有了較多了解之後，作家們意識到，追隨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為獨創性的藝術創造。隻有從中國文化中尋找有生命力的東西，才是中國文學“重建”的可行之路。隻有將自己的文學創造，植根於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國人的感受來改造西方的觀念和形式，才會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作為一種文學主張，文學“尋根”對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產生了多方麵的影響。
對於風俗、地域文化的興趣，是這期間小說創作開始出現的重要現象。在這一時期，受到普遍認可的小說觀念則是，特定地域的民情風俗和人的日常生活，是藝術美感滋生的豐厚土壤，並有可能使對個體命運與對社會、對民族曆史的深刻表現融為一體。那些以激進的曆史觀、更多從政治觀念和階級意識去構撰作品的作家，受到了冷落，而50~70年代被湮沒的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及“京派”而日益受到重視。
在80年代，小說家們加強了對傳統生活方式的了解。有的甚至細致考察某一地域的住居、飲食、衣著、言語、交際方式、婚喪節慶禮儀、宗教信仰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作者的創作視野。汪曾祺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抒情詩”，民俗對於小說情調、氛圍、人的心理表現起著重要的作用。倡導或同情文學“尋根”的作家，如韓少功、賈平凹、鄭義、鄭萬隆、李杭育等，也都表現了強烈地關心創作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傾向。賈平凹的一係列散文、小說，就是對於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陝南山區自然和人文景觀的描述。李杭育的一組小說，著重對浙江“葛川江”流域風情的考察。其他如鄭萬隆寫黑龍江邊陲的山村，烏熱爾圖寫鄂溫克族的生活，都彙入“尋根”所誘發的重視民俗表現的潮流中。
而“地域小說”的追求，在鄧友梅、馮驥才、劉心武那裏有更自覺、持久的表現。劉心武的長篇《鍾鼓樓》、《四牌樓》等，通過對北京城區普通市民的生活狀況的刻畫中，來表現社會變遷與文化變遷的關係。鄧友梅的寫北京的小說和馮驥才的“津門係列”，對於京津的風俗和生活於其間的普通市民的言語、心理、情感和行為方式，都有細微、傳神的刻畫。
比起“傷痕”、“反思”小說來，帶有“尋根”特征的小說，在思想傾向和價值判斷上，顯然表現得複雜而曖昧。倡導“尋根”的那些“知青”出身的作家，他們在“文革”中度過青少年時代。在有可能係統獲取傳統文化知識之後，他們便驚訝於過去的無知，產生了“感到自己沒有文化，隻是想多讀一點書，使自己不致淺薄”的衝動。不過，如韓少功、鄭義、李杭育、阿城等，對於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規範”的傳統文學，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態度；而認為更多的文化精華蘊含在野史、傳說、民歌、偏遠地域的民情風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禪宗哲學中。“文革”後的當代作家，一般會很容易接受“五四”以來對於“傳統文化”持激進批判的立場，不過，在東西文化的對話、“碰撞”中，逐漸著迷在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