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散文文體“窄化”日趨明顯。所謂“窄化”即將報告文學等敘事性形態和雜文等議論性形態從散文中加以分離，重新提出了“抒情散文”、“藝術散文”或“美文”等概念。報告文學、回憶錄、史傳文學等，也不再被放置在“散文”的範疇裏。尤其是報告文學，80年代初期的《哥德巴赫猜想》（徐遲）、《大雁情》（黃宗英）、《船長》（柯岩）等，以及80年代中後期出現的轟動一時的大批長篇社會問題“報告”，基本上已不再被作為散文看待。與此同時，對一些散文與別的體裁相滲透而形成的混生性文體的命名成為規範散文文體的參照。如汪曾祺、何立偉、張承誌等融會了散文的某些因素的小說，構成“小說的散文化”或“散文化小說”。
80年代初期，散文創作主要以老作家巴金、孫犁，楊絳、陳白塵、黃裳等為代表。他們描述個人的親身感受和經曆，回憶舊友和親人，批判“文革”曆史暴政造成的傷害。一些中青年作家如張潔、宗璞、賈平凹、韓少華、唐敏、王英傳等，則從兒童視角，抒發一種溫馨、感傷而清新的感情，展現“人性”中樸素的一麵。這些作家的創作，可以看作是對“五四”散文的回應，雖強調自由書寫心靈，但“模式”仍受60年代的影響。
在80年代，由於散文的狀況呈現出相對於詩、小說、戲劇的平淡，從而引出了批評家們在1986~1988年間的“散文解體”論。接著散文發展與革新的討論連續不斷。
進入90年代以後，散文突如其來地繁盛起來。在圖書市場上，各種散文選本和散文集開始暢銷；專發散文的刊物如《散文》、《散文選刊》、《散文百家》等受到讀者歡迎；一些雜誌如《十月》、《收獲》等也開辟散文專欄；一些報紙的副刊騰出版麵來發表散文和隨筆。“散文熱”出現了。在各種散文作品中，20年代至30年代寫日常生活、提倡閑適情調的散文小品被重新發掘。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以及40年代的張愛玲、錢鍾書等的散文集，不僅有極大的銷量，而且也引導了90年代散文的重要寫作方向。當然90年代的“散文熱”現象，與市場經濟下的文化消費取向有著密切的關聯。相比而言，即使是“閑適”，90年代的散文小品與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小品也存在著很大的區別。30年代林語堂等人的“閑適”被稱為“消極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在看似閑適的表達中，包含了作家的現實對抗立場和文化姿態；而90年代許多散文中的閑適，則更多表現為對世俗的認同，是對社會的物質化需求和消費性的文化需要所作出認同。因此，有人將報紙副刊上的散文稱為“文化快餐”文體。
90年代的大量作者往往身兼數任，許多學者、小說家和詩人參與到散文寫作中來。這種現象顯示了90年代散文文體發展的新趨向。對於散文“規範性”的強調的聲音減弱了；而散文文體的寬泛性和平易性則顯現出來。由此，散文的議論性與抒情性被突出了。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學者的介入，加重了散文的知識品位和文化分量，使得“隨筆”成為散文形態中的主體。張中行、金克木、餘秋雨、史鐵生、張承誌、韓少功等的作品，從個人感悟出發，引入關於文化和人生哲理的思考，被稱為“文化散文”或“大散文”。這種散文與刻意追求散文“窄化”的做法相反，並不過分關心散文的“文學性”問題，而是將這種文體作為作者表達現實關注的一種重要方式。它們的出現，開拓了散文寫作的新路，加強了散文寫作的思想哲理和人生體驗的深度，並在文體、語言中孕育著創新。
散文創作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