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文學概述
變化中的文學環境
90年代中國作家的生存方式以及作品的生產和流通，與國家機製仍有著密切的關係。1992年，中國社會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文學體製的改革也作為一項文化政策開始施行。作家和文學刊物、出版社等原則上不再依靠國家資助，而進入市場。作家的生存方式因為市場化而改變，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優秀的作品。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等“移民文學”熱，《廢都》、《白鹿原》等小說的出版所形成的“陝軍東征”等。文學作品的存在，不再僅僅是作家的個人行為，而成為受到市場選擇的集體行為。
在80年代，“現代化”作為一種告別“曆史暴政”和解決社會矛盾的新的發展方案，在知識界的想象中，是充滿希望的樂觀前景。80年代整個文化氛圍的理想主義情緒大體是建立在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想象的基礎上的。但在具體的實踐真正降臨之後，人們卻發現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偏差；隨著市場調節機製的形成和消費文化的成熟，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和位置趨向了“邊緣化”。他們開始對自身的價值、所追求的文學理想、曾經持有的文化觀念產生了懷疑。因而，在90年代文化意識和文學內容中，80年代那種進化論式的樂觀情緒受到很大的削弱，作家們變得迷茫困惑，作品中批判和反省的基調大量凸現。
90年代的文學環境公開呈現出不同的文化形態和文化立場。與80年代不同，90年代，更多地卻是對“多元化”、“個人化”等的提倡。對於原先那些被理解為集體性或統一性的觀念，例如“發展”、“曆史批判”等的認識，趨於分化。這種分化不僅是一種描述性的認識，而且有其社會實踐的依據。自1992年市場經濟政策提出後，文藝政策上也作出了調整。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和發展，使得文學作品可以通過“第二流通渠道”（即非官方的出版和銷售渠道）傳播。同時，在90年代，中國的消費文化基本發展成型。“大眾文化”成為人們主要的文化需求，因而，90年代的文化分化更為明顯。對於這種分化的描述有多種方式。其中較為典型的一種是區分為三種形態，即“主流文化”（又稱國家意識形態文化、官方文化、正統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又稱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又稱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各種文化形態之間常常是互相交叉、滲透的。
文化的分流造成了知識分子群體的進一步分化。這種分化並不是以簡單而直接的方式進行的，而是在不斷的文化爭論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其中最為重要，規模最大，影響也最為深遠的是1993~1995年間關於“人文精神”的論爭。一些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從對社會和文學中的一些現象的批判中提出問題，從而引起爭論。爭論的核心主要是圍繞知識分子的精神價值和社會功能問題展開。什麼是“人文精神”，如何看待消費性文化現象以及90年代的社會現實等，是其中主要的話題。
90年代文學的主要衝突，從80年代提倡文學的“獨立性”，更多地轉移到文學創作與商業操作之間的衝突上來。“雅”與“俗”、“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區分也被重新提出。但在市場體製下，即使是“雅”或“純”文學也無法離開出版運作和文化消費市場的選擇。因此，“雅”與“俗”的區分也變得含混起來。
文學現象
90年代社會生活和文學創作發生很大的改變，一些評論家提出了“新時期”結束話和“後新時期”概念。他們在將“新時期文學”看成一個整體的同時，認為到了90年代，文學的主題、總體風格、讀者與文學的關係都因為社會”轉型“而開始轉變”，因而，“新時期文學”“結束了”。他們把“新時期文學”看作一種社會政治形態的文學，而90年代文學則是“商業社會”的寫作形態。對於“後新時期”的概念則未得到普遍認同。
“90年代”文學與80年代文學之間的“延續性”要大於兩者的“斷裂性”。這是因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會“轉型”，主要是由於市場經濟的全麵展開，社會文化並沒有作有意識的全麵調整。在90年代，文學作品與發展著的文化市場和文化工業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背景對文學的製約力量逐漸體現，並構成了文學的“實體性”的內容。
文學潮流的淡化是90年代的文學現象之一。在“新寫實”小說之後，文學界又提出過一些潮流性的命名，如“新曆史小說”、“新狀態小說”、“新體驗小說”、“現實主義衝擊波等。從90年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來看，難以看出類似於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前中期）那樣以潮流的方式推進的痕跡。在一個已逐漸失去單一“主題”並呈現“多元化”的社會，對於文學的基本想象和要求已發生了變化。而對於曆史的反省，也使得要求曆史發展和文學新潮對應的文學史觀受到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