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改革開放，在所有的政治文件和文學藝術作品中都被描述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或者說“曆史翻開了新的篇章”。描述另一層意思是：曆史在這裏發生斷裂，延續性的方向和運行規則都發生了根本的或深刻的改變。這種改變在社會的製度和結構方麵是緩慢的，但在人們的感官方麵和思想意識方麵則是劇烈的。意識形態仍在權力機製下延續運行，但其表象體係卻不可避免出現危機。原有曆史表述體係下的活動卻受到質疑並被改寫。文學經過修複曆史反省曆史的敘事向“人性論”“人道主義”等命題靠近。由此引出了意識對直接曆史的質疑和反思。
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權威意識形態由嚴整變得寬鬆。特別是繼續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來臨，跨國資本和西方高新技術大量輸入中國，傳媒和大眾文化的興起，這些都使意識形態總體性製度不再強製性製約社會的精神生產，人們重新思考曆史的機會。由此出現了一部分重新審視曆史的小說，如李曉的《相會在k市》（1991），潘軍的《風》（1994），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1995），陳忠實的《白鹿原》（1995），以及最近的陳加橋的《別動》（1999）等等，作品一改敘寫宏大，而是打碎經典曆史，加入個人際境，用瑣碎生活片段表述曆史與個人，絕對與相對之間聯係。經典曆史遭遇了尷尬。
審視直接曆史和質疑曆史觀念猶如孿生兄弟一般相互促進，互為因果。在80年代後期的先鋒派小說中，對曆史觀念的懷疑，在作品如格非的《褐色鳥群》、《青黃》中典型地表現出來。《褐色鳥群》的敘事采取重複的方法使曆史的存在顯得可疑，對曆史的敘述其實就是關於曆史的失憶，沒有起源的曆史作為敘述依據。格非的小說總是把關鍵的曆史掩蓋，使可把握的曆史變得可疑。事實上，劉震雲的《故鄉相處流傳》就帶有很強的否定曆史絕對性的思想，曆史觀念通過破壞性的敘述，同樣可以重述另一種曆史。劉震雲意識到“另類曆史”同樣可疑，因而他采取了徹底的非曆史化的態度。對形而上曆史的質疑其實是曆史敘事發展到極端的後果。80年代中期，朦朧詩的“史詩”傾向，就試圖重述中國精神史。史詩把遠古神話引發的想象，作為思考中國現代性命運的背景，表達了尋求民族自我更新的願望。但龐大的曆史想象令更年輕一代的詩人厭倦。1985年，韓東發表《關於大雁塔》，對楊煉洋溢著曆史激情的《大雁塔》進行針鋒相對的解構。在韓東的描述中，大雁塔不過是一個旅遊的景點而已，曆史不可知，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韓東後來轉向小說寫作，他的反曆史主義的觀念更加明顯。韓東一直試圖去表現生活的非曆史化進程，致力於呈現生活的非詩意特征，他把生活中那些毫無意義的環節逐一展現，在非曆史化的場景中展現生活的特征。韓東的敘事不僅取消了宏大曆史的有效性，而且象征性地揭示了個人的曆史是不存在的。對人類那些根本的困境的揭示，顯示出小說敘事的內在力量。當然，這代作家中最具非曆史化傾向的當推朱文《我愛美元》、《弟弟的演奏》等，無疑是思想和姿態方麵最激進的作品，對道德的蔑視，使朱文毫無隱晦地進入青年生活的極端狀態，把他們的欲望、本能和反群體的情緒赤裸裸地表現出來。朱文的敘事以一個普通而樸實的“小丁”為視角，著意觀察平凡生活的間隙，抓住那些雜亂、隨意的、破裂生活，反複敲打，不動聲色而尖刻地暴露人性的全部弱點，把平淡無奇的生活扭曲的有聲有色，有棱有角，這就是朱文小說的魅力所在。朱文們以表麵冷漠和內心的激情對曆史斷絕後的新生活進行了徹底的描寫，比餘華們的現實態度更冷峻而徹底。
朱文、韓東這一代作家天然與曆史隔絕，並且也非出身中文係，與文學傳統也不會注意。1998年，《北京文學》發表由朱文發起主持的問卷調查，題為《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簡稱《斷裂》）。《斷裂》中，彙集了56位60年代以後出生的“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對現存文學秩序的尖銳而偏激的批評。韓東的《備忘：有關“斷裂”行為的問題回答》集中反映了他們的文學觀念和態度。韓東堅持認為他們與前輩作家，乃至同時代的作家分野明確，絕不曖昧。韓東們企圖拒絕與主流文學的傳承，他們敘述了一部作為“異類”或“邊緣”存在的曆史。朱文、韓東拒絕主導文化的引導，同時明確宣布，這場“路線鬥爭”中，並不是為了戰勝主導文化而取而代之，而是謀求自身的存在價值，謀求文化的並存。事實上，他們的宣揚隻是表示自身的存在，表明與主流文學的非親緣關係。此類作家的壯大，固然是對主流文化的拒絕，也就表明了曆史表述體係的困境。
80年代把現代主義作為創新的目標，這是中國文學求新求異持續變革的開始。90年代，創新的動力僅來自對文學現狀的不滿。這樣，變革是為了逃脫厭倦，求新隻是為了刺激，從而使90年代的文學陷入了失去方向的焦慮和恐慌。一時間：“新狀態”、“新都市”、“新鄉土”、“新市民”、“新生代”，等等，充斥了各個刊物的主要版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