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作家》第7期推出一組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說專號，在封二封三配上了這些她們的照片，照片看上去更像一些商業招貼畫。這些作家作為一個群體隻是表麵的現象，她們的年齡、性別的相同，並不是她們寫作的共同基礎。例如，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他們是曆史地生成的一代人；而這一批作家，與曆史脫節，隻有個人記憶和當下展開的生活，這些生活與我們此前的曆史脫節或斷裂。這些作家生活在城市，離鄉土甚遠，中國的城市化和市場化，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化是她們寫作的現實背景。她們樂於尋找生活的刺激、敢於各種情感冒險和幻想、喜愛時尚生活和流行文化、到處漂泊不定而隨遇而安……總之，後現代式的青年亞文化是她們的寫作的主題。她們當然也構成當代青年亞文化最生動的部分。
衛慧的《象衛慧那麼瘋狂》、《蝴蝶的尖叫》（1998）等作品，顯示出躁動不安的衝擊力。青春期的焦慮與孤獨感，構成了她的人物的特征，她們身處鬧市卻強烈孤獨，這並不是無病呻吟，這就是這些亞文化群落普遍的生存經驗。衛慧小說的情節，無非是年輕女孩逛酒吧歌廳，和遇到的男人間的情愛故事。與這些男人進行一些痛苦而混亂不堪的愛情，則是她們生活的真正意義。但那種生活態度和個人的內心感受卻被刻畫得非常尖銳。衛慧的敘事抓住那些尖銳的環節，把少女內心的傷痛與最時髦的生活風尚相混合；把個人偏執的幻想與任意的抉擇相連接；把狂熱混亂的生活情調與厭世的頹廢情懷相拚貼……這一切，構成了一幅獨特的衛慧風景線。衛慧的小說在隨心所欲的流暢描述中，透示出一種緊張而鬆散的病態美。這一切才是青年亞文化的敘事風格。青年亞文化在美學方麵表現一種激進、頹廢的美。青年亞文化是外向式的，因而也是激進的；但這種文化以個人的方式存在，它經常就呈現為頹廢。“頹廢”美當然不是什麼新奇事物，但卻是長期為人們忽視，為正統文化排斥。從王爾德的後期浪漫主義，到整個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都在尋求頹廢美。這種自虐性的、個人化的被延擱了快感的美，與集體性的狂歡相對立，在主流審美話語下，“頹廢”處於被排斥的邊緣狀態，被界定為異類。頹廢與激進是硬幣的兩個麵，激進總是伴隨著頹廢，集體狂歡之後，就是不可抗拒的頹廢。衛慧小說中出現的個人幻想、個人的夢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病態的，都具有頹廢的特征。那個敘述人“衛慧”與阿碧的差異，正像一個不斷參與集體狂歡的激進主義者與一個沉浸於幻想中的頹廢主義者的區別。
與衛慧同居上海的棉棉同樣熱衷於講述亞文化故事。棉棉的《香港情人》，也講述一個女作家介入流行音樂的故事。衛慧的人物始終難擺脫曆史記憶。戀父、殺父的情感是人物的頑強內心情感。在棉棉的這篇小說裏，反常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構成人物的基本經驗。女主人公長期與一位男同性戀者同床，卻不停地與別的男人產生緋聞。這篇小說提示的經驗怪異而複雜，其主體敘事是對後現代式的女權主義的模仿。女權主義者津津樂道的姐妹情誼，在這裏變為男性同性戀者之間的兄弟情深。開放式的寫作，與反常的變幻的生活過程，構成隱喻式的雙重結構。文字表述的被幹預的生活，由於文學的介入而再次被幹預。這些都顯示出作者的不俗的才氣。雖然作者的意識還不很清晰，但個人的直接經驗給予棉棉探索新的表現空間。對性愛的直接書寫，並且不懼怕反常的性愛經驗，這些更年輕的女作家，顯示出比陳染、林白和海男更激進的姿態。但她們的激進隻是局部的、經驗性的。就她們的文學觀念與現實背景而言，她們又不是“先鋒性”這種概念可以描述的。她們的寫作不過是當代商業社會已然出現的某些經驗的反映，這與陳染們當年的預言性的寫作具有本質的不同。陳染們試圖超越現實，而棉棉、衛慧們則希望接近現實。她們的“激進性”不過是現代商業社會的時尚而已，這是她們的不幸，也是她們的幸運。
這些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落，引發了各個刊物追捧的熱情，但也隻是一時的氣候而已。他們雖然未必具有什麼革命性的衝擊，但卻可能改變傳統文學的審美趣味和傳播方式。這些敘事，已經最大程度地改變了經典小說的模式和價值取向，展示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經驗與社會場景。這些人的故事是否概括地表現了新一代中國青年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難以斷言；但她們的小說提供了一種新鮮而有刺激性的生活景觀，迅速地製作出全新的消費社會的信息係統，構成了後曆史時代獨特的語言狂潮和思想碎片。這就是最年輕一代的中國作家，這與建構曆史和講述“民族——國家”的那代人相去甚遠。確實，她們是一批曆史失憶的文學精靈；如果說他（她）們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話，那麼，中國文學的未來發展完全是另一種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