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小說
90年代活躍於文壇的新生代寫作，主要是以“個人”為敘述對象的。新生代作家認為，“生活”的個人性決定了現實不再具有傳統敘事學意義上的整體性和同一性。也就是說，在這個以技術為手段、市場為媒介和欲望為動力的世界，由個人生活構成的現實是永遠處於變亂之中的生活碎片，即完全原子化的。在這個原子化的現實中，不存在自我認同的任何意義基礎和價值前提，情感被瓦解了，隻有欲望是真實的。但真實的欲望在持續不斷的挫折和滿足的交替流動中，也變成了沒有任何確定性的一係列似是而非的碎片。
例如，朱文的《我愛美元》向我們展示的就是這種“現實”。在這篇小說中，生活的真諦被揭示為盡可能多地去滿足個人欲望——擺脫了道義限製的性欲，因為隻有“美元”為我的“滿足”提供可靠的保障。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真正懂得並且全身心沉浸於當代生活的大學畢業生。對於“我”的生活，“我”沒有太多的抱怨，雖然也時有不滿足。“我認為生活不過如此，而且隻能如此”，一個人的生活就是在如此的生活中追求更多的“美元”，以獲得更多的滿足和享受。“我”是認同這個現實的，但是這個認同是以“我”完全無條件地把自身沉淪於其中為內容的。正如“我”在“父親”和“弟弟”麵前的優越性來自於“我”同時與多個女人有自由的金錢和性的交易一樣，“我”以數量取勝。數量並不能充實質量的空虛。因此，“我”骨子裏又是空洞的，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我覺得心裏空洞極了……”小說主人公說。
新生代小說，在對欲望化現實的直接敘述中，采取了一種雙重立場：一方麵，它無條件地肯定個人欲望，並且認定商品交換模式是達成滿足欲望的最好形式；另一方麵，它又不能接受商品交換加之於個人身上的根本性的挫折感。
因此，如《我愛美元》一樣，新生代的敘事總是顯現出自我滿足的表象和自我失落的深層之間的分裂。
閱讀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我們最終看到的是：個人在無限欲望滿足與挫折中的孤獨。這種個人孤獨，正如羅蒂所闡釋的，不是因為被困於無限遠景中的超越，而是因為不能擺脫無限到來的有限，一種“與某種超越的東西失去了任何聯係”的孤獨。用吉登斯的話說，這種個人孤獨，不是因為與他人分離的孤獨，而是個人在追求無限欲望的滿足中，因為失去或拒絕了道德源泉支持的“生存的孤立”。
因為對個人孤獨感的敘述，新生代小說對以技術和市場為主導的欲望化生存表現出一種批判的情調。但是，由於它堅持自己的雙重立場，新生代對欲望化現實的批判情調是很低迷的。這就不難理解，隨著一批70年代出生作家以“另類寫作”的集體麵貌出現在文壇，新生代開始的對欲望化現實的直接敘述，已經變成了一種以寫作滿足個人欲望的“欲望化寫作”。
欲望化寫作把新生代寫作的自然結局展現給我們：在想象與生活的雜糅中，新生代對“個人生活”的敘事，不僅沒有為自我認同建構一個可以依賴的現實想象空間，相反把個人更深地帶入欲望化生活的漩流中。
新寫實小說
興起於80年代後期的新寫實小說在90年代的變異，是90年代中國文學現實敘事的另一種類型。作為對先鋒小說沉湎於技巧的反叛，新寫實小說期求要回到現實，要寫出生活的原生態，即原汁原味。
新寫實小說早期作品，即1987年前後的作品，如池莉的《煩惱人生》、方方的《風景》、劉震雲的《單位》等，都是在努力捕捉並且描寫平凡人物或小人物日常生活的艱辛、困窘和無奈中表現自己的寫作思想。
這些作品，滲透了作家對身邊的“小人物”的深深同情和對社會忽視“小人物”的不公的批判意識。
但是，進入90年代後，新寫實小說暗中產生了位移：雖然它仍然關注小人物的生活，但是它關注的不再是小人物的困境，而是小人物在困境中的自得其樂，進而是小人物借助於經濟舷梯爬出困境的奇跡，最終則是轉化為市場弄潮兒的小人物誌得意滿之後的風流倜儻。
從池莉的《煩惱人生》和《來來往往》我們可以看到新寫實主義小說從80年代到90年代的演變。在80年代困厄於家庭和工作中的無限煩惱，即生活不堪的小人物印家厚(《煩惱人生》)，在90年代的市場化中變成了躋身白領階層的誌得意滿、風流多情的康偉業(《來來往往》)；與此相應，80年代小說中的人生苦澀的書寫蛻化為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和情調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