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從中國傳統的散文教育中培養起來的一大批散文愛好者，他們癡迷於散文，熱愛散文之創作，一大批大中學生，就是這樣的散文愛好者，所以好多散文刊物都開辟了“校園散文”這樣的園地，意在吸引全國億萬學生散文愛好者，也確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從文學內部規律來看，自80年代以來，小說、詩歌、報告文學、電影戲劇都開展了有聲有色的變革，唯獨散文，改革的步子實在太小，也許是因襲的傳統使它難於邁開大步，而在其他文學樣式變革的促動下，它不可能永遠故步自封，於是在90年代，它終於邁出了有力的腳步。當然這既是文學本身的原因，也離不開時代的原因。
在90年代散文熱中，散文圈內人士最熱衷的是談論所謂“文化散文”，也有人稱之“學者散文”，也有人稱之“思辨散文”，其實則是一個接近於隨筆的散文大集合。它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具體事物而引發人生感悟，並對之進行理性思考，富有哲理思辨性。
這種散文不同於以往散文的托物言誌、借景抒情之類。以往的托物言誌，借景抒情散文顯得單一而淺窄，而新的思辨散文則顯得豐富而厚重。思辨散文包容著極大的內涵，有的展示現代生存狀態並深入思索這種狀態；有的敏銳地關注人的靈魂悸動又執著地追索這種悸動的原委；有的勇敢地直麵心靈又深刻地解剖自我；有的反複辨認曆史和人物，並進而發出獨到的全新見解；有的對現實世界作清醒的剖析而又向往著未來世界的美好；有的反複咀嚼人生的意義而又尋求人生的價值、追求精神的自由。這類散文不再囿於政治圖解式的歌功頌德，也不再限於詩情畫意式的視覺審美，而是追求一種詩意審美與哲理思辨的契合，筆墨也不再追求表麵的漂亮優美，而追求一種揮灑自如的隨意，發自心靈的傾瀉，以及高素養高智商的啟人心智的談吐，它所追索的是人生的終極目的，而不為一時一事的表象所迷惑。
人們習慣把這類散文稱為“文化散文”或“學者散文”。之所以稱“文化散文”，或許是因受餘秋雨《文化苦旅》一書所受的啟發，但《文化苦旅》隻是餘秋雨對中國文化的感懷，對中國文人的傷悼，而並不能代表所有“文化散文”的內涵。還有一說是“中國文化人”寫的散文，而為“文化散文”，此亦籠統得很。因為何為“中國文化人”呢？這一定義難以界定，“文化散文”的定義就失去了意義。
至於“學者散文”一說，倒比較明確，即學者們寫的散文，這些學者主要指大學教授及博士、碩士之類，說他們的散文是由學識的深廣而發，故不同於一般文化水平較低的作者所寫。然而“學者”也非絕對不變的，有不少非學者的作者也寫出了這類散文，所以學者散文或可說成富有書卷氣的散文。這類散文的作者把散文視為自己“思想的皈依，精神的家園，人生走向的導航，抗拒塵世庸風俗雨的盾牌。”文化散文比較著名的作品有：餘秋雨的《一個王朝的背影》、《風雨天一閣》、雷達的《足球與人生感悟》、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張承誌的《清潔的精神》、王英琦的《求道者的悲歌》、顧驤的《也愛黃昏》、還有《散文選刊》上選登過的《菩提》、《四十而大惑》、《思索人生》、《用筆簽約》等等。
這類散文寫得好的能啟人心智，但也有寫得過於理論化的，即使是餘秋雨的那篇《一個王朝的背影》，也不免過於冗長且似個人情緒色彩濃烈的通俗史論，在真正的史學家看來，也許會覺得他散文中的不少觀點平常得很，而且他的思辨也並不怎麼出色，但他確實豐富了開拓了遊記散文這一形式，使它具有了更強的思辨力量和哲理色彩。
90年代散文比以往散文更趨向於大眾，更親近於生活，這是有目共睹的。如文彙報的《生活》副刊中所刊登的大量名家或非名家的散文，都是很得到大眾歡迎的作品。其中“我的……”，“逝去的歲月”等小欄目，寫的都是作者親曆過的一段難於忘懷的生活，而這些作者大多是普通人。
普通人的散文所以會使讀者發生興趣並產生共鳴，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厭棄虛假而崇尚真實，尤其是有相同經曆的人在這些普通人的散文中發現了自己的某種近似的生活，那樣的親近感是學者們的高深哲思所不能替代的。比如寫知青生活“老三屆”的生活經曆的文章就被同一時期的讀者所喜愛。同樣，大量的婦女雜誌、青年雜誌和報刊的“家庭”、“生活”、“青年”副刊中刊登的散文，也得到了大眾熱烈的反應。如發行量很大的上海市婦聯辦的《現代家庭》上刊登的作品，也有被《散文選刊》所選登。而《福建青年》上的優秀文章也被《散文選刊》選登。
這種散文可稱之為大眾散文、通俗散文、生活散文。也許這些散文“俗”了一些，但正是這種“俗”，才使它走進了千家萬戶，走進了千千萬萬讀者的生活中、心靈中、回憶中。這種“俗”貌似降低了以往散文“雅”的品位，但卻在實質上提高了散文的價值，擴大了散文的內涵。這種“俗”，俗出了新的美感。這樣的“俗”說明反映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細節，也是散文的一個方麵。
通俗散文的不足是量多而質雜，有些寫得太隨意，缺乏長久的藝術感染力。